華佗為民治病處處從實際需要出發。他看到東漢末年軍閥混戰，被殺傷的人很多，因此特別致力於外科學的鑽研，同時大膽地用外科手術療法，治療用湯藥和針灸等方法治不好的內髒病症。這在當時卻受到了守舊的人們攻擊，但華佗並未畏縮不前，終於用精良的醫術、用高尚的醫德贏得了廣大人民的信任，把我國醫學向前推進了一步。為懷念這位醫藥學大師，後人在徐州建立了他的紀念墓，在他家鄉保存了他的故居“華莊”，並建立了“華祖廟”。
張仲景
張仲景（150～219年），名叫張機，南陽郡涅陽縣（今河南省南陽縣）人，也是我國東漢末年一位十分了不起的醫家。據《南陽人物誌》記載，張仲景曾被舉為孝廉（相當於後來的舉人），官至長沙太守。
張仲景不僅醫術精良，而且能夠“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結合自己長期積累的醫療經驗，著書立說。他的《傷寒雜病論》便是我國臨床學的不朽名著。《傷寒雜病論》即《傷寒卒病論》，成書於3世紀初，共計16卷，包括《傷寒論》和《雜病論》兩個部分。由於兵火戰亂，原著成書不久即告散失。魏晉醫學家王叔和整理了張仲景的遺著36卷，其中就有《傷寒雜病論》10卷、《金匱要略方論》3卷。到了宋代，又經林億等整理、校正，成為現存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當時的傷寒是霍亂、流行性感冒和肺炎等多種外感熱病的總稱。
《傷寒論》共10卷，22篇，全書選取藥方112個，治療原則397條，是專門闡述辨證施治外感病的著作；《金匱要略》是《傷寒雜病論》中的雜病部分，共6卷，25篇，載錄藥方262個，主要論述傷寒病以外的內科雜病，如“中風曆節病”、“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和“胸痹心痛短氣病”等，兼述外科、婦科疾患，內容相當豐富。另外，張仲景還著有《張仲景方》15卷，《張仲景評病要方》1卷，《張仲景療婦人方》2卷，《張仲景脈經》1卷，《五髒榮衛論》1卷，《療黃經》1卷，《口齒論》1卷，《黃素藥方》25卷，《金匱玉函經》8卷。以上著作除《金匱玉函經》之外，都已經散失了，不能不說是我國醫學的巨大損失。但即使如此，張仲景在我國傳統醫學史上還是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譽為“醫中之聖”。
張仲景認為導致疾病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人體內在的原因，也就是生理發生了病變；二是外在環境的原因，如氣候節令的急劇變化；三是社會因素、物理因素以及意外損傷等原因，絕不存在鬼神致病的事情。
張仲景全麵細致地總結了我國的臨床經驗。張仲景之前出現的《內經》彙集了古代勞動人民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臨床經驗和理論知識，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但是當時的臨床醫學還很不成熟，處方用藥以單味藥為主。倉公在《診籍》中記載了若幹臨證治療的具體方法，處方用藥也過渡到以複方為主。東漢成書的《神農本草經》不但分類記載了幾百種藥物，而且論述到方劑學理論。然而，張仲景才是首位真正係統總結漢朝以前我國臨床醫學豐富經驗的大醫學家。《傷寒雜病論》的問世，標誌著我國臨床醫學的方劑學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較為成熟的階段。張仲景把他之前那些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理論都細致而嚴肅地加以批判性地整理，一一分析，逐步進行總結，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我國的臨床理論。張仲景之前所留存的許多藥方大多數治療範圍不夠明確，他則通過幾十年的臨床經驗，不斷鑽研，終於把300多個經驗藥方整理出來，明確了每個藥方的治療對象，以利於後人運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所載269個方劑大都配伍嚴密，在因證立法、以法統方和隨證加減等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組方原則。張仲景因而有“經方大師”、“眾方之祖”的美稱。他的經方被廣泛有效地運用於各種病症，並由此衍生和推動了許多新方的不斷出現，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張仲景的《傷寒論》確立了臨床治病的共同規律，提出了六經辨證。不管多麼複雜的疾病，醫生隻要學習了《傷寒論》，理解了各種疾病發展的共同規律，便能加以正確治療。《傷寒論》認為疾病可分為三陽經證、三陰經證，每個類型又有表裏、虛實、寒熱的不同性質，隻有進行層層分析，把病變的性質完全認識了，才能確定治療方法，對症下藥。這種辨識疾病的方法是把疾病看做和人體有機整體不可分割的東西。張仲景從不機械地談病灶，而是從整個病人出現的病狀來觀察、分析和歸納，最終得出寒、熱、表、裏、虛、實等總的性質來，作為治療的入手之處。這種認識疾病的方法既是《傷寒論》堅持的根本原則，也是中醫治療疾病、認識疾病的核心點，通過上千年曆代名醫運用都證明十分精確、有效，也構成了我國醫學的鮮明特點。由此可以看出張仲景在我國傳統醫學史上占有怎樣重要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