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人物表譜、職官表譜、地理沿革表譜和其他類型表譜等都屬於專門性表譜，各具其特殊的作用。
七、圖錄
圖錄是用形象概念為主，以少數文字說明為輔，表現事物的文獻體裁之一。
圖錄起源很早，商周以來，冶鑄在青銅器上的圖繪，今天還可看到好幾千件，未能流傳下來的還要多。古代寫書，多附以圖，故稱”圖書”。”圖”和”書”是互相聯係的。《漢書?藝文誌》”兵書略”著錄《吳孫子兵法》82篇，有圖9卷，《齊孫子》89篇，有圖4卷。可知遠在春秋、戰國時代，寫兵書的人便知道配合以圖了。《漢誌》著錄兵書總共53家，790篇，圖43卷。圖的數量也不算少，可惜六略之中，”六藝”、”諸子”、”詩賦”、”數術”、”方技”五略，都隻有書而無圖，隻有”兵書略”保存了圖，其他都湮沒了。鄭樵在所著《通誌》”圖譜略”中指出：”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略。隻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習，故天祿、蘭台、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當年劉向、劉歆校理群書時，對”圖”不夠重視，以致散佚很多。幸虧”兵書略”還有少數保存下來，可謂其不絕者如縷。直到南朝劉宋時，王儉作《七誌》，又開始重視圖譜，設立”圖譜誌”，為七誌之一，至阮孝緒作《七錄》，又將圖譜散歸各部，”內篇有圖770卷，外篇有圖百卷”(見《通誌?圖譜略》)。這個數字，反映了我國從古代到南北朝時圖譜發展的概況。
《隋書?經籍誌》所著錄關於圖的書籍，約可分為禮製、名物、文字、儀注、人物、地理、天文、醫藥等門類。關於禮製方麵的：經部禮類有《周官禮圖》、《朝服圖》、《五服圖》、《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諸種；關於名物方麵的，經部論語類有《爾雅圖》，史部譜係類有《錢圖》；子部小說家有《魯史欹器圖》、《器準圖》諸種；關於文字方麵的，經部小學類有《文字圖》、《古今字圖雜錄》諸種。從上麵所舉這幾個例子，已可看出唐代以前學者應用圖譜已普及到各個方麵。
至於特別重視圖譜並能在理論上加以闡述的莫如宋代的鄭樵。他編纂《通誌》，特設”圖譜略”，強調了圖的作用，他說：”今總天下之書，古今之學術，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一日天文，二日地理，三日宮室，四日器用，五日車旗，六日衣裳，七日壇兆，八日都邑，九日城築，十日田裏，十一日會計，十二日法製，十三日班爵，十四日古今，十五日名物，十六日書。凡此十六類，有書無圖，不可用也。”他列舉天文、地理、宮室建築、器用服裝和書籍非配圖不可的理由，隨著社會曆史的發展，更加證明他的遠見卓識超越恒常，直到今天還有參考借鑒的作用。”圖譜略”著錄的圖譜分為”記有”、”記無”兩大類。”記有”一類中，著錄了208種，多達數千卷，95％以上都圖，包括當時學術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圖譜略”反映了我國宋代圖譜發展的概況。
元、明兩代，圖的應用日廣，很多著名的小說、戲曲都附有插圖。兵書、地誌、農書、地方誌大都附圖，還出現了王圻《三才圖會》、章潢《圖書編》等圖譜性專門類書。我國曆史上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附圖最稱浩博，可惜後來都已散佚。清代崇尚考據，圖錄作品雖沒有多大發展，但仍然拓印過不少古器物圖譜，而著名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有圖數十冊，很多都是名家所繪，以鐫刻工致著稱。根據故宮所藏帝後先賢圖像印行的《曆代帝後像與曆代帝王像》、《清代十一朝帝後像》、《曆代先賢像》等，都是著名的人物畫像。
圖錄中除去文物、人物圖譜、曆史圖譜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類型，就是地圖。
《戰國策?秦策一》：”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鮑彪注：”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這裏所稱”圖籍”，指的是地圖和戶籍。《史記?蕭相國世家》說沛公至鹹陽”(蕭)何獨先人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這裏的”圖書”，實際上指的是疆域版圖與戶籍簿冊，包括文書檔案文獻，有圖亦有文字資料。編寫地圖是我國文獻編纂的優良傳統之一。甘肅天水放馬灘曾出土了秦朝繪製在木板上的地圖。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3幅繪在帛上的地圖，分別為《區域圖》、《駐軍分布圖》、《縣城平麵圖》等，是我國現存最古的地圖。
魏晉至隋，地圖學又有了發展。西晉裴秀的《禹貢地域圖》18l篇(即西晉全圖)和《地形方丈圖》是我國最早的曆史地圖，其中《地形方丈圖》以一分為十裏，一寸為百裏，是簡縮的西晉地圖。《晉書‘裴秀傳》中還記錄了他提出的”製圖六體”，即分率、準望、道裏、高下、方邪、迂直，實際上就是今天地圖學上的比例尺、方位、距離等原則，成為後來人們製圖的守則。唐代賈耽又把裴秀的地圖學向前推進了一步，編繪了有名的《隴右山南圖》和《海內華夷圖》，其圖古地名用墨色標出，今地名用朱色標出，開創了沿革地圖的先例。元代繪製地圖最有成就的人當推朱思本，他費了十年之力，編繪成當時最完備的中國地圖《廣輿圖》，原圖已不可見，幸明代嘉靖末年羅洪先增補的《廣輿圖》，有萬曆時期的重刻本，可以推知原圖梗概。明代地圖多以《廣輿圖》為依據。萬曆年間，意大利人利瑪竇來中國，帶來《萬國輿圖》，從此我國繪製地圖的方法逐漸有所改進，清初西方測繪之學的傳人，我國製圖之術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編成《皇輿全圖》，又名《康熙內府輿圖》，包括內地18省、滿、蒙及西藏各地，製成銅版41塊，藏沈陽故宮，乾隆時在此圖基礎上加以修訂，並增人新疆地圖，製成銅版104塊，民國14年(1925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曾為印行。這兩部《皇輿全圖》是我國采用西方測量方法繪製的中國全圖，同治初年又據此增補改編為《大清一統輿圖》，流傳稍廣，成為後來一切公私繪製的中國地圖的底本。新中國建立後，在大規模測繪工作的基礎上，我國編輯出版了大批普通地圖(包括世界地圖、全國分省地圖)和專門地圖，都達到較高的質量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