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藏書家為何如此珍惜所藏之書？是因為絕大多數藏書家都經曆了一番藏書之苦。汲古閣主人毛晉，已刻完的《十三經》遭火焚後，典賣田產三百畝，繼續刻印《十七史》。經明末社會戰亂、版片水火蟲鼠損傷十之二三，又堅持補刻，直至完成為止，可見藏書之艱難。明人楊文貞，少孤貧，欲買《史略》二冊，百錢不能得，隻好用其母賣雞蛋之錢，將書易回。後來，”節縮百費”過清貧的日子，把節省下來的錢買書，終於成為積聚經史子集各類書籍的藏書家。有的藏書家，隻要聞有善本，朝訪夕求，不遠千裏去”訪書”。孫淩在《八千卷樓藏書誌》中謂”惡衣惡食，朝訪夕求，凡齊楚燕趙吳越秦晉之間，聞有善本，輒郵筒往複，期必得而後己”，可謂十分艱辛。至於”鈔書”，更是大辛苦。清人陸滲，15歲時因家貧失學。然而喜歡借書、鈔書，晝夜鈔寫，嚴冬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換。見者匿笑。如此艱辛，竭60餘年之心血，終於成了有名的藏書家。正因為藏書家們的得書之不易和艱苦，所以對所藏之書才深閉禁銦，以酬其辛苦也。
私藏家們都希望自己珍藏之書久藏不失，可是最終都難以實現自己的願望。據《揮塵後錄》載，宋人江正藏書數萬卷，死後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人間。火燔水溺，鼠蟲齧棄，並奴仆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清代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在1906年(即陸氏死後12年)被其子陸樹藩全部賣給日本人，換得銀子十萬兩。陸氏幾十年收藏在”百百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的圖書，遂用船舶載運至日本，盡歸岩崎家族所有。以上僅舉幾例，用以說明守之不易。總之，曆代私藏家聚書難，藏書難，守書更難。但他們畢竟對保存典籍，傳播學術文化起了作用，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