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官府藏書，起於夏、商、周，盛於兩漢之後。在曆史上，新王朝建立之初，都要製定從民間征集圖書的政策。有些皇帝還采取獎勵的辦法，以鼓勵民眾上獻圖書。據《後漢書?儒林傳敘》記載，漢興以後，由於”廣開獻書之路”和”建藏書之策”，百餘年間，書積如山丘。至西漢末年，中秘收藏，蔚然可觀。東漢光武帝時”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之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典策雲會京師”。所以”光武遷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而後，三倍於前”。
隋文帝時，下詔求書，規定獻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歸原主。文帝的這種獎勵獻書的政策，是采納了牛弘的建議而製定的。牛弘有雲：”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開明詔，兼發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所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由於獎勵獻書，百姓紛紛上獻，平陳以後，經籍漸備。由於當時出現征書和上獻熱，於是有劉炫者”偽造書百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述》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見《隋書?牛弘傳》)。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係列獎勵措施來廣泛征集圖書，凡有書來獻者，即視其書籍價值及獻書人的能力委以官職。政府還向官員們提出缺書目錄，派人到各地去征求圖書。又規定各地要向政府繳納新出版的書。明成祖時派官到各地購求圖書，凡遇好書，可高價收購。清政府對征集遺文更加重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再次下詔征求典籍。乾隆時，又多次下令求書，並且製定了賞罰分明的征書政策。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
我國古代非常重視圖書的庋藏與管理，曆代都有專人專職管藏圖書。
先秦時期，由太史管理國家圖書。老子曾做周朝的”柱下史”。亦稱”收藏史”。各國諸侯也有專門管理圖籍的官吏。收藏圖書的地方也有專名，分為台、院、館、閣等。漢時禦史中丞兼掌蘭台的圖籍秘書，下有蘭台令史管校書正字。”其藏之地，外有(太常)、太史、博士，內有延閣、秘室、蘭台、東漢及仁壽閣、文德殿、華林園、觀文殿諸所”。西漢的麒麟閣、東觀也是禁中藏書之所。東漢管理圖書的機構稱秘書省，設秘書監、秘書郎、校書郎等官職。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藏書之所，有曹魏的崇文觀，宋之總明觀，梁之壽光殿和士林館，陳之西省，北齊之文林館，北周之麟趾殿等，皆置學士，掌著述及刊校經史等事。隋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藏圖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唐初設置弘文館，收藏經史子集及其他書籍，選賢良為學士，職掌刊正圖籍，教授生徒。開元年間，又置集賢殿書院，以宰相一人為學士，其下有大學士、侍讀學士、修撰校理等官，掌刊輯經籍，撰集文間等事。並有校書郎、正字等職，從事圖書的管理、修撰和校訂。文宗時建12藏書庫，對圖書實行分庫收藏。宋初，國家藏書機構有三：史館、昭文館和集賢院。宋太宗時增加秘閣管理圖書。神宗時，又在秘閣之上設立崇文院。此外，又陸續建立龍圖、天章、寶義、顯謨、徽宗、敷文等六閣以及太清樓、玉宸殿、四門殿等處藏書。宋代把收藏圖書和編修國史的各種機構合稱為館閣。龍圖、天章等閣設學士、直學士和待製。這些官職雖負責校訂圖書，但也是皇帝的顧問。明初，在南京建文淵閣、大本堂收藏原大都的舊藏。仁宗以後，又建廣寒殿、清暑殿、瓊花島、通集庫、皇史宬等藏書館閣。明中央政府的翰林院、兩京國子監、各部署郎曹都有藏書。明初承襲元秘書監製度，使之主管內府書籍。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罷秘書監，館藏圖書的管理歸翰林院，設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負責掌修國史、典籍之職，負責掌管圖書。清代稱修撰為殿撰，稱編修為太史。為了加強思想控製，進行大規模的圖書整理，乾隆時，建立四庫全書館。《四庫全書》修成後，書抄7份，分藏在內廷四閣(北四閣)和江浙三閣(南三閣)，即文淵、文源、文津、文溯、文彙、文崇、文瀾等7閣。文淵建成後，設領閣事3人，總管閣事務，設直閣事6人，具體負責閣內圖書的管理事務，下設校理16人，分司注冊、點驗事務。此外還有檢閱8人，做書庫的管理工作。除四庫全書藏館之外，昭仁殿的天祿琳琅還收藏大量宋、遼、金、元、明五朝的善本。禦花園中的搞藻堂和圓明園之長春園味腴書屋，專藏《四庫全書薈要》。養心殿的宛委別藏有四庫未收之書174部。其他如官內刻書處的武英殿、中南海的南熏殿、紫光閣、南書北海的靜心齋抱素書屋等處，也多有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