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書的條件
前人和今人為校勘典籍和發展校勘字做了大量工作，成績卓著，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總有缺漏之處，並且，古籍決非一校百了的，故宋人宋綬說：”校書如掃塵，一麵掃，一麵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夢溪筆談》卷25)。因而在曆史研究中仍有必要自己從事一定的校勘工作，但是校勘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要從事校勘，從主觀上講，除過要有一定專業知識外，還要有諸如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典製、目錄、版本的綜合性知識，才能從事校勘工作。從客觀上講，從事校勘要具備以下準備工作。
(一)選好底本：
校書必先選好一個本子作為底本。選擇底本，一般有兩個標準。一是錯誤較少的，二是流傳較廣的，最好兩者兼而有之。例如校勘曆代”正史”便可以涵芬樓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為底本。
(二)廣羅異本：
所謂異本，包括本書的手稿和曆代流傳的鈔本、刻本等等。其中自然以手稿的價值最高，如近年發現的蒲鬆齡《聊齋誌異》手稿，雖然隻有半部，但仍舊是校勘諸刻本最原始的、最珍貴的資料。其次是古鈔本，但由於我國較早地發明了印刷術，所以保存下來的古鈔本並不太多。從事校勘，主要還得依靠本書各種不同的刻本。刻本以時代較早和經過學者校勘過的為好。如魯迅校《嵇康集》是以吳寬叢書堂影宋鈔本作底本，因為這是一個經過名人手校的古本，而用以和這個古本比勘的異本，則首先是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然後再旁及其它資料。本書的各種注本也是很重要的校勘資料。注本對於校勘的特殊作用是可以根據注文中的訓詁及解說來推斷並改正正文中的某些錯誤。如上舉《禮記?檀弓》”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一例，校勘家就是根據《正義》的注文”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來斷定”反”字是衍文的。又如《逸周書?九戒》：”無口其信，雖危不動。”注日：”轉，移也。”正文無轉字，而注文具之可證闕文必是轉字。另外，古書常有正文、注義混在一起的現象，根據不同的注本，就可以把它糾正過來。聞一多的《楚辭校補》，就是用流傳最廣的洪興祖《楚辭補注》作底本，其所用來和底本對勘的注本則有敦煌鈔本《楚辭音》、六種不同刻本的《楚辭章句》、元刻本《楚辭集注》及知不足齋叢書本《離騷集傳》等，四部書，九種本子。第七章校勘學
選本是選錄群書而自成一書的，因此，對於那些曾經入選的書來說，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校勘資料，應當把它算作異本的一種。如《群書治要》選錄了先秦諸子，就可以用它來校先秦諸子；蕭統《文選》選錄了《楚辭》和《史書》、《漢書》中一些篇章，也可以用來互相校對。選本中了與原書不同之處，或是選家所改，或是選家別有所據，彼此互校，往往可以使得古書更接近本來麵目。
(三)曾經引用過本書的古類書和注解：
類書僅次於各種異本的重要的校勘資料。類書原是搜羅群籍，分類或按照字順編排，以便人們在寫作或研究時查考的。其中多係節錄各書原文，有時甚至把整部書完全收入。而較古的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禦覽》、《冊府元龜》等，還是在書籍刻本大量流行以前編成的，其所收材料，多是直接從古鈔本抄錄的，因而在文字上更其接近各的本來麵目，可以用來校勘原書。清代學者利用類書校書，取得很大成績。
某些古書和注解，由於注者知識豐富，方法謹嚴，作注時往往博引群書原文。唐以前的舊注，如裴鬆之的《三國誌注》、裴駟的《史記集解》、《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酈道元的《水經注》，固然是古書淵藪。即如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司馬貞的《史記索隱》、顏師古的《漢書注》、李賢的《後漢書注》、李善的《文選注》，所引古書，也往往和今本不同，可以用來作為校勘的資料。
聞一多《楚辭校補》除用各種異本校勘外，還廣泛地搜集了各種類書、古注中的資料。類書自隋杜台卿《玉燭寶典》以下，古注自晉郭璞《爾雅注》、《山海經注》以下，達數十種之多。魯迅校《嵇康集》，也是一樣。
但是，使用類書和古注作校勘資料，需要特別審慎。因為古人引書，不一定完全符合原文，一字不差，往往有節略其辭的，也有引用大意的，甚至倉卒之間將原文弄錯或將內容顛倒，這種現象常出曆史文獻學理論與方法現。因此，校書而不憑借類書和古注固然不可，完全盲從類書和古注，也是不對的。何況類書和古注也存在由於傳抄而發生的各種錯誤，它本身也往往需要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