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撰寫過程中曾參考本書之書：
如班固撰《漢書》，太初以前幾乎全據《史記》，故可以用《漢書》校《史記》；顧野王撰《玉篇》，曾參考《說文》古文，故可以用《玉篇》校《說文》；王楨撰《農書》，曾依據《齊民要術》，故可以用《農書》校《齊民要術》。
(五)利用本書資料來校本書：
如陳垣校沈刻《元典章》戶部卷十二第十三頁”裹河千裏百斤”一句，斷定”千裏百斤”當作”千斤百裏”，根據是上下文均作”千斤百裏”。校刑部卷八第二頁”取受枉法二十貫以上至三十貫七十七下，三十貫以上一百貫八十七下”句，斷定”三十”均當作”五十”，根據是本書表作”五十”。
(六)根據避諱通例校書：
封建社會，對於避諱特別重視。帝王的諱要避，家諱也要避。校勘家如錢大昕便十分注意從這方麵找線索，來發現問題，說明問題。他讀《通典》時，發現後人妄改之筆，便根據曆代避諱通例，進行考證。《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通典有雲：
杜歧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稱德宗為今上。而州郡篇書恒州為鎮州，且雲：”元和十五年改為鎮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恒字初不諱也。刑製篇：”十惡：六日大不恭。”注雲：”犯廟諱改為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即有”大不敬”字。讀此一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為荊河州，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為章郡；括蒼縣日蒼縣，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荊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五十四)，或作虎子(卷二十一)，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盡也。
這完全是根據唐宋兩代避諱通例，來考訂《通典》中後人妄改的筆跡，雖無其他材料可以取證，但這一論斷是無法否定的。錢氏在《廿二史考異》中根據避諱通例訂正文字時所提出的”某當作某”。當時沒有參對古本，無從證實，今日以宋元舊刻對照，十之八是正確的。
關於這個問題，陳垣著有《史諱舉例》。舉出82例，指出避諱所用的方法，種類，以及有關避諱的各種問題。可參考。
(七)盡量利用清代學者的精校本和精刊本：
清代學者針對明人妄改古書的弊害，特別講求校勘，糾正俗本的訛謬。舉凡群經、諸史和周秦諸子，都盡量根據宋元舊槧，精校精刊。今人應該好好依靠它和利用它。張之洞在他所著《輶軒語?語學篇?讀書宜求善本》條下說：”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張之洞的說法是符合事實的。清代學者確實替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校本和精刊本，可資利用。
清代以乾嘉學者在校勘方麵做的工夫最專最精。當時如顧千裏、孫星衍、張敦仁、黃丕烈、胡克家、秦恩複、吳鼎諸人，都是校書和刻書的知名之士。而尤以顧氏為最負盛名。當時上述諸家校刊古書，都爭迎顧氏為助。顧氏於每書刻畢以後，均綜合書中校訂語，寫成考異或校勘記，附刊於書後。
在當時，還有一些學者，終身忠於校書，並且把他們生平最得意的校本刻在一起。如盧文韶所刻《抱經堂叢書》便是。
顧千裏、盧文弓召等遇書即校，遍及四部，是校勘家中的博涉派；另有專精派，如王念孫父子校勘群經，錢大昕兄弟校勘諸史。王氏父子校經的成果薈萃在《經義述聞》中，錢大昕校史的成果薈萃在《廿二史考異》中，我們今天校書，必須利用這些前人研究的成果。
(八)盡量利用近人校書的成果：
校書工作，後來居上。愈是後出，愈是精密。因為時代愈晚。見到的材料愈多。因此決不可輕視近人校書的成果。如一部《漢書》，從宋代劉敞、劉分文、劉奉世作《刊誤》以來，清代學者繼起校勘。其中以錢大昕的《漢書考異》、錢大昭的《漢書辨疑》、王念孫的《漢書雜誌》、沈欽韓的《漢書疏證》、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最為專門。清末王先謙，薈萃各家之注以及其他筆記、專著中闡明《漢書舊義》的見解，再加自己數十年間鑽研校訂的心得，寫成《漢書補注》100卷，精刊行世。照理說《漢書》的校勘應以此書為最精密了，但是近人楊樹達，一生讀《漢書》最為精熟，他在王氏《補注》的基礎上，又有所訂正，寫成《漢書窺管》，有些地方，較過去學者用心更細，校勘更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