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近人章鈺，根據江安傅氏所藏宋刻《通鑒》百衲本和涵芬樓影印宋本、京師圖書館藏北宋殘本，再參以明孔天胤刊無注本，逐字比勘，細心讎校，發現294卷中，缺脫的、訛誤的、衍羨的、錯亂的文字，在l萬以上。其中脫文．5200餘字，關係史實尤大。章氏手寫《校記》七千數百條，編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30卷，1931年刊版行世。此書校勘精密，超過以前張敦仁、張瑛、熊羅宿等所校。
又如《管子》一書，舊稱難讀。其中簡篇錯亂，文字奪誤，較其他古書都要嚴重。兩百年來，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王引之、陳奐、張文虎、丁士涵、俞樾、戴望、孫詒讓、張佩綸、陶鴻慶、劉師培、章炳麟等，都做過校訂箋釋的工作。但為當時條件所限，參考的資料不多，看到的異本不廣，都不能令人滿意，近人許維漢、聞一多續加校釋，未竟全功，而兩人先後逝世。郭沫若在兩家所校的基礎上，組織人力，廣泛收集各種版本，從事修訂增補工作。於1956年出版了《管子集校》一書。此書取材豐富，考訂多精，是目前《管子》一書最好的校本。
所以，善於利用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節省精力，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校書的方法和原則
關於校書方法，前人多有總結。葉德輝在《藏書十約》中，把校勘方法分為”死校”和”活校”兩種。陳垣在《校勘學釋例》一書中提出四種校書的方法，對前人的校勘方法做出了比較全麵的概括。錄之如下：
“一為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個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麵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二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吳縝之《新唐書糾繆》，汪輝祖之《元史本證》，即用此法。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予於《元典章》曾以綱目校目錄，以目錄校書，以書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節目訛誤者若幹條。至於字句之間，則循覽上下文義，近而數葉，遠而數卷，屬詞比事，抵牾自見，不必盡據異本也。”
“三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曆史文獻學理論與方法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校文》，岑刻之《舊唐書校勘記》，皆此法也。”
“四為理校法，是根據邏輯推理或文史常識，判斷是非，定其正誤。段玉裁日：‘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葬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陳氏所說，實為校訂一切書籍的的基本方法，實際上，在校勘工作中，證據越多，校正就愈準確，是以校勘四法總是互相配合，交互使用的。校勘的原則，一般來講有三點：一是存真，存古本之真和求實事之真，二是校異，即羅列諸本異同，校者不參己意，不做是非判斷。三是訂訛，即明其改訛原因，訂正其訛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