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辨偽
辨偽即辨別偽書，包括對文獻名稱、作者、年代真偽的考訂。辨偽在學術研究中有著重要的意義。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頁二中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這樣的結果，比沒有更要有害。”又說，”研究中國古代，大家所最感受著痛苦的，是僅有的一些材料，卻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沌，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
郭沫若先生從多年來科學研究的經驗中得來的這一段甘苦之言。充分說明了辨偽的重要性。
二、產生偽書的原因
(一)托古。中國封建社會有一種好古的積習。器物是越古越好，書也是越古越珍貴。許多書明明是後人所作，但恐無人相信。於是便假托古人以自重。《易卦》必托名於伏羲，《本草》必托名於神農，《醫經》必托名於黃帝，《禮經》必托名於周公，便是這個道理。又如晉初有曹同撰《六代論》，托名於曹西，宋代王鏗作《龍城錄》，嫁名於柳宗元，也都是出於這種動機。
(二)邀賞。曆史上每經喪亂之後，統治者往往懸賞求書。造一部偽書，既可賣錢，又可得官。於是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偽書也就層出不窮了。秦火之後，《尚書》最為殘缺。漢代統治者再三訪求，也隻找到了伏生所傳的28篇。漢成帝酷愛《尚書》，以求得足本為快。於是張霸偽造《尚書》102篇，比傳世之足本百篇尚多兩篇。成帝大喜，立刻賞他一個博士官。又如隋文帝，酷愛古書，尤愛《易經》。傳說流行的《周易》隻是古代”三易”之一，尚有”連山”、”歸藏”二易，有其名而無其書。當時的大學者劉炫見有利可圖，便偽造了”連山”、”歸藏”兩部易經獻朝廷，得到很厚的賞賜。
(三)爭勝。封建社會的學者，往往有文人相輕，互相攻擊的惡習。遇到學術上的爭辯，徒恃口舌不能勝人，便造作偽書，或改竄古書，以為戰勝對方的武器。為爭勝而作假，自西漢末劉歆起。當時經學上有今文古文之爭，劉歆專門與今文家作對。他利用校理朝廷圖書的機會，竄改《左氏春秋》為《春秋左氏傳》，以壓倒《公羊》《穀梁》。他的理由是，後二書皆晚出，得諸傳說，不足置信，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最為可靠。漢以後至魏晉間，又有王肅，師劉歆故智，為壓倒當時在學術界居統治地位的鄭(玄)氏經學，便偽造了一部《偽古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還偽造了一部《孔子家語》，並為之作注。借為偽書作注的名義，攻擊鄭玄。曆代偽造古書以求壓倒對方的很多，劉歆、王肅可為其中代表。
(四)炫名。這一種與”爭勝”頗有相似之點，都是為了出名；不同的是”炫名”，隻求自己出名，不一定要針鋒相對地打倒對方。如魏晉間的張湛，覺得當時對於老莊的注釋已經很多，若不別開生麵，便不易出名。而列禦寇這個人，《莊子》中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其它古書如《呂氏春秋》，亦間有記載。《漢書?藝文誌》又有列子八篇之目，於是薈粹各書，附以己見，偽造《列子》一書。自編自注，一時大出風頭。再如豐坊，為明代著名藏書家。他既好書，又好名。家裏所藏抄本已經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為未足，於是便造了一些偽書。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其目的就是為了出名。到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能以滿足他的欲望，偽書又趕造不及，結果竟得神經病而死。也算是曆史上”書癡”一大怪。
(五)誣罔。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不獨論學有門戶之爭，勢同水火，而有關政治的鬥爭。更加強激烈，結黨營私，各不相下。乃至偽造書籍，互相誣蔑。唐代牛李黨爭時便出現一部《周秦行紀》。題牛僧孺撰。實係李德裕門人所撰，以此誣害牛僧孺。宋代有《涑水記聞》。是王安石的政敵假司馬光之名以詆毀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