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從書中所用人名、地名、朝代名上辨別。如《爾雅》一書,是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著。由漢初學者綴輯周漢諸書解釋詞義的文字,遞相增益而成。過去漢學家推尊周公所作,列為十三經之一。其實書中《釋訓》一篇有”張仲孝友”之語,已露馬腳。張仲為周宣王時人,周公如何得知?《山海經》一書,舊說是大禹、伯益所作,而其中有許多秦漢時的郡縣名如長沙、成都之類,大禹、伯益如何能預知秦漢郡縣之名?《尚書》中有《堯典》一篇,說是堯舜時代的作品,但其中卻有”蠻夷猾夏”之語。夏為大禹有天下之號,自夏朝以後,中國始稱夏。堯舜時代如何能預知後世中國稱夏?說明必是後人偽作。
(七)從書中所記事實來辨別。如《商君書》有長平之戰,乃商鞅死後78年之事,可證此書必是長平之戰以後的人作的。王通的《文中子》(即《中說》),把隋唐的名人都拉在他的門下。說仁壽二年曾見李德林,又曾遇到關朗。其實李德林死在仁壽二年之前9年;關朗是北魏孝文帝時人,比王通早100多年,他如何能見到?可見此書是偽,至少一部分偽。《亢倉子》說”衰世以文章取士”。以文章取士乃唐朝才有的事。亢倉子是莊子的朋友。戰國時人.如何能知道後世以文章取士的事?可見此書是唐以後的人所偽托。
(八)從抄襲舊文處辨別。如《大戴禮記》有10篇說是曾子作的。而《曾子?立身》篇卻完全從《苟子》的《修身》、《大略》兩篇湊成。《荀子》是很少偽雜的。《修身》、《大略》的見解確乎是苟子的。《曾子?立身》篇必是編《大戴禮記》的人抄自《荀子》無疑。又如《商君書?弱民篇》中”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以下一段,抄自《荀子.議兵篇》。從文章體裁上就可以看出抄襲的痕跡。又如《文子》一書,幾乎沒有一篇一段不是抄自《淮南子》的,隻不過把篇目改頭換麵罷了。例如《淮南子》第一篇是《原道》,《文子》則改為《道原》。又如賈誼《新書》,早已亡佚了,今本十之七八是從《漢書.賈誼傳》抄來的。《新書》把《賈誼傳》的事實和言論分做十幾篇,各安上一個篇名。過去有人說是《漢書》采《新書》各篇成《賈誼傳》。其實如《賈誼傳》中的《治安疏》,首尾相顧,結構嚴密,顯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新書》卻把它分做幾篇,章法淩亂,文氣不接,割裂的痕跡顯然。賈誼必不致割裂一疏以為多篇,亦不致湊合多篇以為一疏。今本《新書》是後人割裂《賈誼傳》而成,這個結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九)從文體上辨別,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體,多讀多看,便可分辨。如《孝經》一書,一望而知為秦漢文本。根據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此書為秦漢間的作品,絕非曾子所作。《關尹子》更加可笑,竟把六朝人翻譯佛經的文體偽托先秦,內行人一眼就可以看穿。
(十)從文法上辨別。如康有為以為《左傳》與《國語》原是一書,劉歆將其中與《春秋》有關部分割裂出來,成為《左傳》;剩餘部分,仍名《國語》。瑞士漢學家珂羅倔偷著《左傳真偽考》,反對康氏說法。他將《左傳》與《國語》從文法上加以比較,發現兩書文法相近,但有一個重要的分別。凡用作”象”義的介詞,《左傳》全用”如”,而《國語》則”如”、”若”兼用。故斷言這兩部書不是一個人作的。如出於一個之手,不可能在此書全用”如”,而在另一書則”如”、”若”兼用。
(十一)從音韻上辨別。如”為”、”離”今在”支”韻,古在”歌”韻。《詩經》從不以”為”、”離”葉”支”。”為”必讀作”訛”,”離”必讀作”羅”。以”為”、”離”葉”支”韻,到戰國末年才有。《老子》第九章”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以”知”字(支韻)葉上文的”離”、”兒”、”疵”、”為”、”雌”,可證《老子》必是戰國末年的人所作,如果說《老子》的作者老聃與孔子同時,便不應如此葉韻。
(十二)從思想上辨別。如《晏子春秋》中有許多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墨子前輩,如何能聞墨子之教?故柳宗元定此書為齊人治墨學者所假托。又如《列子》講了許多佛理。列子是戰國人,而佛教到東漢才人中國,他如何能預知佛理?又如《管子》中有非難”兼愛”、”非攻”之說。”兼愛”、”非攻”是墨家的口號。墨家的出現,在管仲死後百餘年。他如何能預先知道墨家的口號?可見《管子》不是管仲所作,成書必在墨家盛行之後。又如孔子首先提出”仁”,孟子開始”仁義”並稱,而《老子》拚命攻擊”仁義”。可證《老子》不但出於孔子之後,而且更在孟子之後。還有,《老子》有句”不尚賢,使民不爭”的話。”尚賢”是墨家口號,墨家在孔子之後。這也是《老子》晚出的一個證據。
(十三)從襲用後人學說辨別。如《子華子》一書,舊說是戰國時人作品,其實是偽書,毫無可疑。作偽的不是漢人,不是唐人。乃是宋人;不是南宋人,乃是北宋人。何以知之?因為這部書裏有許多抄襲王安石《字說》的地方。《字說》到南宋已不行於世,所以晁公武《齋郡讀書誌》斷定它是北宋末年的人假造的。又如今本《申培諍說》襲用了朱熹《毛詩集傳》的說法,可知一定是南宋以後的人偽造的。辨偽學者又從別的方麵證明,是明人偽造的。張心徵《偽書通考》結合前人論述,論及四部偽書甚詳,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