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文獻的曆代聚散
中國古代文獻，經過口耳相傳的傳說階段，產生了文字記載的圖書。《尚書?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就是有關圖書的最早記錄。從此，圖書文獻隨著學術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多，其規模也越來越大。單就封建時代的國家藏書看，西漢哀帝時，劉歆受命，整理國家藏書，編定《七略》，開始著錄圖書。據《漢書?藝文誌》載，《七略》著錄的國家圖書是1．3269萬卷。到了西晉，秘書監苟勖著《新簿》時，用甲、乙、丙、丁四部總括的國家藏書已達2．9945萬卷。較西漢增加了一倍以上。《隋書?經籍誌》用經史子集四部著錄隋朝的國家藏書達3．6708萬卷，《新唐書?藝文誌》記載唐朝開元盛世的國家藏書又達5．3915萬卷。《宋史?藝文誌》記載宋代的國家藏書又達11．9972萬卷。《明史?藝文誌》隻著錄本朝文獻，國家藏書總數不清。到了清代，據《四庫全書總目》和存目的統計，國家藏書更達17．2860萬卷。真是日趨繁盛，洋洋大觀。若再把當時的私家藏書也統計進去，那就隻能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來形容了。
古典文獻積聚到今天，自然更多，光是圖書的種類，據統計就有8萬種，比編定《四庫全書》時，增加了將近7萬種。古典文獻的積聚發展，充分反映了我國古代文明的發揚光大。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中自豪地寫道：”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有五：日中華、日印度、日安息、日埃及、日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遊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婁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屹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彙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充分體現出作者對中華曆史文獻豐富浩繁的自豪心情。
然而在古典文獻不斷積聚的同時，古典文獻又在驚人地散失著。如南朝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時，就在《序目》中談到了《七略》和《漢書’藝文誌》著錄圖書的散失情況。他說：”《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漢書?藝文誌》書三十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時隔不過500年，散亡之數竟如此之大。宋末元初的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中也指出：”《漢誌》所載之書，以《隋誌》考之，隋唐亦複如是。”翻開史書，涉及圖書的散亡情況，常見”掃地將盡”、”蕩然無存”的描述和記載。
對曆代圖書散佚的原因，前人多有論述。隋文帝時秘書監牛弘，將隋以前的圖書散亡，歸之五厄，一厄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書，”先王墳籍，掃地以盡”；二厄是，王莽末年，赤眉人關，宮室圖書”並從焚燼”；三厄是，東漢末年，董卓挾獻帝移都，火燒洛陽，國家藏書，”蕩然無存”；四厄是，西晉末年，”劉石亂華”，秘閣藏書，”從而失墜”；五厄是，南朝時期，”侯景作亂”和”周師人郢”，”公私典籍毀於一旦”(見《隋書?牛弘傳》)。接牛弘的五厄，明朝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又把隋至明的圖書散失，從五厄續到十厄。他說：六厄是，隋朝末年，楊廣在江都被殺，大亂中，圖書被焚；七厄是，唐朝天寶年問，”安史之亂”，”書籍損失殆盡”；八厄是，唐朝後期，黃巢入長安，書籍”複致蕩然”；九厄是，北宋末年，”靖康之災”；金兵掠開封，虜徽、欽二宗而去，所有圖書散佚無算；十厄是，南宋時期”紹定之禍”，蒙古騎兵人臨安，圖書運走一空。以上”十厄”，是專就明朝以前古代圖書的散亡而講的。除秦始皇焚書之外，其餘的”赤眉入關”、”董卓之亂”、”劉石亂華”、”周師入郢”、”楊廣被殺”、”安史之亂”、”黃巢入長安”、”靖康之災”、”紹定之禍”，均由叛臣賊子、農民起義、異族亂華等犯上作亂行為所造成。封建的正統觀躍然紙上，這自然不能概括古典文獻的散失的真正原因。
二、古文獻散失的原因
古文獻散失的真正原因，在於政治、保管和自身三個方麵。
(一)政治方麵的表現為：
1．統治者的禁毀。中國的古代社會，重德輕藝，文獻大多與政治有關。新上台的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統治，總是把那些不利於自己的書籍視為異端邪說，加以禁毀。這種現象在政治製度發生大變革和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時候更為突出。春秋是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時期，舊和禮樂典籍維護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分封等級製，不利於諸侯爭霸奪權，皆被諸侯廢去。正如北宮騎向孟子請教古代的爵祿之製時，孟子回答的那樣：”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見《孟子?萬章下》)。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複辟勢力借用儒家典籍非上惑眾。秦始皇為了維護統一，打擊他們的囂張氣焰，采納李斯的建議：”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及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結果使古代典籍遭到了第一次大的浩劫。再如，明清以後，為加強專製主義的皇權統治，屢興文字獄，焚禁有價值的典籍文獻。特別是滿清統治者，出於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恐懼心理，對凡有民族思想的文獻一律銷毀查禁。乾隆為了通過編纂《四庫全書》滅絕異端邪說，不惜采取誘騙手段。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在征書上諭中冠冕堂皇地聲稱：”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共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為消除文字獄造成的恐怖心理，又鄭重申明：”書中即有忌諱字麵，並無妨礙，現降諭旨甚明。即使將來進到時，其中或在妄誕字句，不應留以貽惑後學者，亦不過將書毀棄，傳喻其家，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並無關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督撫等經手達，更無關礙，又何所用其畏疑乎！朕平日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待圖書征集到手後，乾隆立刻換了另一種腔調，他在三十九年八月傳諭日：”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據統計，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先後下令禁毀圖書24次之多，禁毀書籍達1．3862萬部。孫殿起在《清代禁書知見錄?序》中說：”據禁書總目，掌故叢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諸書考之，在於銷毀之例者，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種類數量幾與四庫收書相埒。”“每歎我國古籍自秦政焚書後，實此次查禁為書籍空前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