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曆代兵燹和社會動亂。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社會動亂，對古代文獻的摧毀也是相當嚴重的。牛弘、胡應麟提到的”十厄”，大都屬於這方麵的表現。明朝以後，類似事件有增無減。如太平軍視儒家學說為妖說，所到之處，凡遇儒家經史，”不投之於溷廁，則置於水火”。以浙東寧波範氏的”天一閣”藏書為例，遭毀後”見存者，不及舊目十分之四”(見薛福成編《見存書目》)；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肆行殺掠，搶去珍貴圖書甚多，即以《永樂大典》而言，原書1．2萬冊，光緒初年尚有5000冊，遭劫後，僅存60冊；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侵占上海，燒毀當時我國最大的東方圖書館。51．8萬冊藏書，化為灰燼；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鐵蹄所到之處，大小圖書館及私家藏書都未能幸免；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以”破四舊”為名，成百上千噸的古籍被送到造紙廠化為紙漿。其中有不少是專家們積聚一生的珍本和嘔心瀝血寫成的稿本。成為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浩劫。
3．封建專製主義的”因人廢言”。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極其殘酷，株連之法，禍及著述。”因人廢言”也造成了一些古文獻的散亡。如範曄所著《後漢書》，本有十誌，交托他的好友謝儼整理，後來，因為範嘩參與謀立宋文帝的弟弟被殺，謝儼懼怕株連，將範曄十誌的稿本全部毀掉了。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時，雖然把司馬彪《續漢書》的八誌補人，使其成為完史，但總非原誌可比。又如，北宋王安石做宰相時，配合變法著《三經新義》，學校以此為教材，科舉以此為準繩。待王安石罷相後，諸儒群起而攻之，他的《三經新義》連同《字說》、《鍾山目錄》等均被棄置而散失了。
4．由於統治者的好惡，有些書流傳下來，有些書散佚。如唐初詔修《晉書》時，已有晉史十八家。其中南齊臧榮緒所撰《晉書)110卷，總括兩晉史事，誌傳俱備，材料相當豐富。唐初重修之《晉書》，就是以臧氏《晉書》為藍本，參考諸家而寫成的。本來這部重修的《晉史》缺點很多，趕不上舊史，但幅地它是官修，比較更直接地反映當時封建統治者的政治觀點，帶有法定政治教科書的性質；同時因為唐太宗親撰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兩紀和陸機、王羲之兩傳後論，題名”禦撰”，因此臣下尊信唁謹，遂盛行於世，諸家舊史，漸就湮廢。又如薛居正的《五代史》，其所以不傳於世，是由於南宋以來的統治者偏重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而削去薛書。元九路分刊十七史，明南北監兩刊二十一史，都不刻薛書。這就使薛書自元明以來，傳本日稀，終歸湮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