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佚之書應注意的問題
一、途徑和方法：
關於輯佚的途徑和方法，前人論述較少，洪湛侯先生在其《中國文獻學新編》中歸納為五個方麵：一是摘錄佚文；二是選擇底本；三是注明異同；四是校正文字；五是恢複篇第。
關於搜輯佚書的材料，張舜徽先生在他所著《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中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
取之唐宋類書，以輯群書；取之子史及漢人箋注，以輯周秦古書；取之唐人義疏，以輯漢魏經師遺說；取這諸史及總集(如《文苑英華》)之類以輯曆代遺文；取這一切經者義(以慧琳《音義》為大宗)以輯小學訓詁書。類書中，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禦覽》、《冊府元龜》為最重要；古注中，以裴鬆之《三國誌注》、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慧琳《一切經音義》為最重要。這些書，可以說是一切佚書的倉庫。清代學者從這些書中輯出了很多有價值的佚書。
二、使用輯佚之書應該注意的問題
近人劉鹹炘寫過一部《輯佚書糾謬》，指出前人輯書的四大弊病：第一是漏，第二是濫，第三是誤，第四是陋。可見輯書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必須通校讎、精目錄，對古書體例、學術流別有相當的了解，並且十分細心，才有可能把這一工作搞好，否則就容易發生各種各樣的錯誤。常見錯誤是誤將他書文字輯人本書，造成新的錯誤。例如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人文集為最多。其中劉敞的《公是集》，便輯成54卷。而這個輯本，竟誤將其弟劉攽之詩當作劉敞之作。又例如西漢末年由劉向寫成的《別錄》，由劉歆編寫的《一略》，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圖書目錄，也就是辨章學術、考鏡原流的重要依據。可惜這兩部書早就亡佚了。《別錄》中的文字，現在隻保存數篇；《七略》的義例，隻能從《漢書?藝文誌》中考見其大體。學者們渴望通過輯佚來恢複它們的舊觀。清代嘉道年間的學者們輯成《別錄》、《七略》的有嚴可均的輯本(在《全漢文》內)，有馬國翰的輯本(在《玉函山房叢書》內)。張舜徽先生曾仔細研究他們的輯本，發現不少錯誤。最嚴重的是錯誤地把不是《別錄》的文字，當做《別錄》的文字。例如《水經》”河水又芝過砥柱間”注雲：”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日：吾嚐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這是二桃殺三士的故事，見《晏子春秋》內篇第二卷。明明是《晏子春秋》的原文，馬國翰卻誤認為是劉向所作《晏子春秋敘錄》，采入輯本。其所以發生這種錯誤的原因，是由於馬國翰誤解了”劉向敘《晏子春秋》”一句中的”敘”字，把它當做”敘錄”看。其實這個”敘”字是整理的意想。”劉向敘《晏子春秋》”是指經劉向整理的《晏子春秋》。馬國翰當時如果仔細推敲一下《水經注》的文意，再查一查《晏子春秋》，就可以避免這種錯誤。另外，評價輯本是否有價值和完備，還要看輯本是否完備，即收錄是否盡可能多地搜輯了原書內容；對輯本的考訂是否精審，訛、脫、衍、倒的現象考訂是否完備；輯本的體例是否完善等。例如，宋薛居正撰的《舊五代史》，由於歐陽修修成《新五代史》後被代替了。清修《四庫全書》時，邵晉涵從《永樂大典》、《冊府元龜》、《通鑒考異》等書中輯出了《舊五代史》150卷。中華書局1976年印行的《舊五代史》即依據輯本內容。陳高華先生通過認真研究，認為該輯本存在許多缺陷，於是提出了重新較理《舊五代史》的設想(見《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因此，我們在使用前人輯佚成果時，必須仔細較量，審慎處理。一般說，在使用前人輯佚成果時，如發現有幾種輯本，最好采用後出的輯本，比較可靠。如嚴可均、馬國翰兩家《七略》輯本，都誤將《史記正義》所引阮孝緒《七錄》文字當做《七略》文字，采用戶輯本，以至把《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而事實上《七略》原文(保存在《漢書藝文誌》中)《管子》八十六篇在道家。到清末姚振宗輯《七略》時，便做了糾正。從而知考證之書，後出者勝。
又，就讀書的次第來說，初學應先讀最基本的書，然後再讀有關的輯本。如清代學者姚之至駰有《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輯錄了《東觀漢記》和謝承、薛瑩、張瑃、華嶠、謝沈、袁山鬆、司馬彪諸家遺文。汪文台也有《七家後漢書》二十一卷。這些輯本，十分寶貴，可以補正範曄《後漢書》的缺失。但是就初學者言，必在精讀範書之後，才有可能去參考那些輯本。否則舍近求遠，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