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又稱考據。它和辨偽、校勘都是曆史文獻求實的一種方法。但它們的對象、目的不同。辨偽，是辨別書的真偽；校勘是校訂書中的正誤i考證，則是經過考察從而證明，即根據有關資料或事實的收集、鑒別、歸納、考核，證明書中記載內容的是非。或者說，辨偽即辨別文獻本身的真偽；校勘是校訂一書流傳的文字異同．考證則是考證文獻記載內容的正誤是非。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曆史文獻記載內容上的訛誤和失真現象很多，主要有如下幾類：
一、忌諱曲筆，隱惡揚善。我國的史書，不外乎官府纂修和私家著述兩種。官府纂修，多依據官修《實錄》，而官修《實錄》忌諱曲筆。隱惡揚善的地方最多。如《清實錄》記載清代11個皇帝，不是”聖神文武”，便是”聰於天稟”，對雍正的殘酷、道光的庸暗、鹹豐的昏聵、同治的淫蕩一概不提。《實錄》如此，依據《實錄》纂修的史書自然也如此。如宋太祖時薛居正纂修的《1日五代史》，就是依據五代各朝的《實錄》，其中，依據梁《太祖實錄》修的《梁書?太祖本紀》，對梁太祖朱溫弑何太後、昭宣帝篡位事，忌諱不書；朱溫被其太子珪所弑，也忌諱不書，隻是冠冕堂皇地寫了友珪”葬太祖於伊闕，號宣陵”了事。”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宋史各傳，忌諱曲筆處很多，除”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京、秦檜等，因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即事跡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即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筆牽合”(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三)。”元史亦多回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為之著其善而諱其惡也，蓋元時所纂功臣傳，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曆敘其勘定湖廣之功，而占降民為私戶，及占城失利等事，則概不敘入。其破潭州也，則日，諸將請屠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乃止。及其破靜江，則日，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屠既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真所謂曲為之說者”(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總之，官修史書，多虛美溢善隱惡，正如南宋王應膦在《困學紀聞》中所說：”《唐鑒》日，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至於私家著述的史書，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也多如此。春秋時期，王室衰落，禮崩樂壞，晉文公會盟諸侯於溫，召周襄王赴會。《左傳》及《公羊傳》皆按其”必也正名乎”的觀點，在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的條下，寫的卻是”天子狩於河陽”。把周天子被迫應召的事實給歪曲了。陳壽的《三國誌》也不例外，曹操明明是”自領冀州牧”，”自立丞相”，”自立為魏公，加九錫”的，偏要寫成這些都是漢天子的主動給予；曹丕明明是”自稱天子”，把漢獻帝逼下台的．偏要寫成”漢帝以眾望在魏……奉璽綬禪位”。像這樣的例子，正史中比比皆是。
二、蓄意褒貶，言之過當。莊子日：”兩善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真可說是人之通病。曆代編修史書的人，離不開他的政治立場、觀點、目的，也事實上脫不了他的愛憎之情，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傾向性表現在史書中，致使某些史事的真跡放大、縮小、歪曲、顛倒。如北齊史學家魏收奉詔撰《魏書》，書中對敵國西魏的君臣就多貶詞：”斛斯椿隨入關，北史載其死後家無餘資，而魏收書則謂其狡獪多事，好亂樂禍，朝野莫不疾之。賀拔勝自魏奔梁，又自梁歸西魏，感梁之德，見鳥之南飛者，亦不忍射。玉壁之戰，追逐齊神武，幾獲之。北史謂其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之顧迂，是固君子人也。魏收書則謂其好行小數，誌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三)。又北宋王安石變法，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和豪商們的特權，引起了他們的反對，更觸犯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尊儒崇經的傳統。於是，元時修《宋史》，纂修者們對他仍然抱有成見，在《王安石傳》中，除姓名、籍貫如實反映外，其餘多詆毀之詞。《明史?於謙傳》卻相反，據《正統北狩事跡》、《北征事跡》、《鴻猷錄》諸書所載。叛閹寧喜降也先，嚐導元入冠擾邊，是英宗計劃擒斬寧喜的，而《於謙傳》則說是於謙”密令大同守將擒而戮之”的。其所以把好事都歸在於謙身上，都是由於作者要蓄意褒揚他的忠義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