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聞不實，記憶失真。如《史記?五帝本紀》載商周以前的事，其世係就不符合史實。文中說堯為黃帝四代孫，舜為黃帝八代孫，禹又為黃帝四代孫。照此世係看來，堯傳位給舜，是傳於四代孫，舜傳位給禹，又是上傳於四世祖了。世上哪有這等事情！又如《年表》載，殷自契至成湯共十四世，凡四百二十年，周自後稷至文王共十五世，凡一千零九十年。照此年代計算，殷平均三十年一代，周則須七十八年以上才有一代，從生理上說，周的年代肯定不實。還有同一書，一事兩見，而兩處記載又互相抵捂的。如《史記》的《殷本紀》和《周本紀》，在談到西伯姬昌被囚於羑裏的原因時，緞本紀》說：西伯被囚，是因為”竊歎”紂殺九侯女，”而醢九侯”、”並脯鄂侯”；《周本紀》則說：是因為西伯”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曆之法”，”積善累德，諸侯皆響之，將不利於帝”。這也是因為傳聞不實或記憶失真，而司馬遷又一時無法統一，不得不並行列出，讓人們擇善而從的。對此，清人崔述在《考信錄?提要》卷上作了概要的說明，他說：”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之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以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真之故也。”此種因傳聞不實，記憶失真而造成的古書抵牾之處，三代以前之事為多。三代以後，也有所見。都值得我們注意。
四、引用不考，疏忽致誤。這類情況，史書中也不少，如《宋史．韓世忠傳》中載：”世忠屯焦山，謂兀術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馳者，訪之，即兀術也。”此文寫得可算有聲有色，但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該文下，考證說：”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又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中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作者於此等處亦不訂正。”即傳文之謬，是由於作者引用不考，疏忽致誤的。又如《資治通鑒胡注》卷三十四載：”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注日：”經年之米為陳米。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餒死而已”(陳垣《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足見，司馬光記載之謬，也是因為對”勺”的含義，引用失考，疏忽致誤的。《通鑒釋文辨誤》卷十六載：”陳文帝天嘉三年(562年)，齊和士開善握槊。”史昭釋文日：”槊通作矛肖，矛長丈八者為槊。”辨誤日：”握槊，局戲也。李延壽日：‘握槊蓋胡戲，近人中國。’……史昭乃以為握丈八之槊，是但知槊之為兵器，而未知握槊之為局戲也。”以上所指史昭之謬，也是疏忽不考造成的。
史書記載內容訛誤失真的原因，當然還不止這些。不過就以上四種，已足見其問題的嚴重了。曆史的真實性來自史料的可靠性。學習曆史，研究曆史，如果不對這些不真實的史料加以考證，就分不清是非，就不可能對曆史有正確的了解。據之研究曆史，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說：”無論做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鑒別是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所以，一定要重視考證。
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序》中強調：”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郭沫若在《談隨園詩話劄記》中評論清代乾嘉考據學時也指出：”欲尚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為考據。就一般而言，為調查研究，未有不調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我們重視考證，隻是指導它看成一種治學的方法，而不是把它當成治學的目的。清代乾嘉學派為考據而考據，甚至有人認為”考據之外無學問”，把考證孤立於曆史研究之外，那則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