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際，由於受空疏學風的影響，治學不夠嚴謹，考證之學隨之自衰。其時，唯有金代王若虛的《史記辨感》、《諸史辨惑》、《新唐書辨》和明代楊慎的《丹鉛總錄》、《譚苑醍醐》在考證方成有一定貢獻。
清代是考證學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由於統治者實行文化高壓政策，前期屢興文字獄，迫使學者們走向了脫離實際的考據道路，到乾嘉年間，加上社會安定，人、物兩豐，學者們在繼承最引人注目的考證成果，當推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與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三書被後世譽為三大考史名著。無論對當時，還是對以後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所考曆代正史，包括《史記》以下至新舊《唐書》、新1日《五代史》等17種。從形式上看，該書近兩千個條文，每一條考證都有一個題目，以便讀者檢索。從書優劣的評論。總之，提出和解決了十七史中不少問題，其中不乏精到之處，隻是作者語氣不夠謙和，議論常失之偏頗，在閱讀和運用時需要注意。
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100卷，是在他多年讀書劄記的基礎上寫成的。該書對《舊五代史》、《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進行了校勘、考證和訓詁。他知識淵博，治學嚴謹，考異持論公允，講究實事求是。其成就無論對改變乾嘉學術界重經輕史的風氣，還是對嘉惠後學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考訂的正史包括從《史記》到《明史》的全部二十四史，隻是由於《1日唐書》和《舊五代史》當時未被列入正史，才沿用了《廿二史》的稱呼。該書按二十四史先後編次，共分36卷，每卷以類相從，各立標題，共609條。主要內容是對史實的訂正與曆史事件、人物的綜術和評論。凡所訂誤，都用正史的材料互為應證。《廿二史劄記》綜述史實，歸納要義，持論平和，不蹈襲前人，雖書中仍有粗疏、錯謬之處，但對於初學曆史的人仍不失為入門之徑，其作用和影響不在《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異》之下。
除以上三大考史名著之外，另有清人崔述的《考信錄》、全祖望的《困學紀聞三箋》等，亦均有獨到之處。總的來說，清代的考據學家們由於政治方麵的原因，雖有趨於繁瑣、逃避現實的一麵，但他們利用極其豐富的資料為佐證，實事求是對我國數千年來的文化遺產做了多方麵的係統的整理、考證，其貢獻是很大的。
近現代以來，隨著甲骨、金石、簡牘、帛書、檔案等大批新文獻資料的發現與整理，考證各類文獻工作的全麵開展，考據學在對清代傳統考據學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考據方法與內容又有了新的提高。於是產生了”新考據學”。其成就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王國維、陳寅恪和陳垣。
王國維從新文獻的識讀、整理人手，利用所謂”二重證據法”。以地下文獻與古書記載相印證，為古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例如，他把對甲骨文的研究和考證《史記》、《尚書》等有關文字結合起來，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以及《殷周製度論》，糾正了《史記》所載商代帝王世係的錯誤，印證了《尚書》中《湯誓》、《盤庚》等篇的可靠，具有發凡起例的作用。他把自己運用甲骨、金石、簡牘以及敦煌寫卷考證曆史的研究稱為”古史新證”，這在近現代曆史文獻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
陳寅恪與王國維不同，他的考據工作大量表現在文藝作品的箋證方麵，他所著的《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等，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作。另外，他在考證中還經常使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特別是利用他通曉各種外語的有利條件進行中外曆史文獻學的對比研究。這種把中西考證學結合起來使用的新方法，也是前所罕見的。
陳垣在文獻學方麵的貢獻，較之王國維、陳寅恪更具體、更全麵。他對目錄學、史源學、校勘學、避諱學、年代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並有專著問世。在考證學方麵，他的《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結合胡注通鑒舉例闡明了書證、理證、物證的考證方法，這是對考證理論、方法的概括總結，對當今的考證工作頗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