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的考證方法，用一句話概括，叫”實事求是”，即用大量的事實為證據來訂正是非。清代的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用的都是這種方法。盡管他們的考史專著內容較雜，往往集校勘、訓詁與考證為一體，考證的依據也有區別，如王鳴盛取材極廣，除取自本書外，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誌、譜牒簿錄，以及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鍾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家墓祠廟伽藍碑碣之文”。(見《十七史商榷?序》)。而趙翼則摒棄稗史筆乘，僅取正史自身的內容，但基本特點都是”實事求是”。這種方法，看來簡要，實際雜亂無序，沒有條理。近人陳垣按考證的取材形式，從理論上將其歸納為書證、理證、物證三種，把考證的方法提高到了一個機關報的高度，使之成了一門具體係統的學問。
一、書證
以其他文獻典籍作為證據的考證，叫書證。這是用的最多。也是最基本的考證形式。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三中，考證”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時，說：”《史記?晁錯傳》：錯初學於張。恢先所。《漢書》則雲：安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顏注雲：皆先生也。又《晃錯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為鄧先。顏注亦日：鄧先生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日：騰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注：生，謂先生也。梅福上書日：叔稱先非不忠。師古亦注：先，謂先生也。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這一考證結論，都是以《晁錯傳》、《貢禹傳》和顏師古注的書籍記載為證據。
又如，《漢書?武五子傳》讚中稱：”建元六年(前135年)，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錢大昕說：”本傳：‘戾太子元狩元年(前122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以年歲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前128年)，非建元六年也。《衛青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外戚傳》：‘孝武衛皇後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後。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皆與本傳合。孟堅讚語似未推校年歲。若衛青收河南，置朔方郡，則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後矣。”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八。錢大昕考訂戾太子不是生於建元六年或元朔二年，而應生於元朔元年，也是以戾太子本傳，《衛青傳》、《外戚傳》等書籍材料為依據的。
清末以來，隨著考古事業的興起和發展，相繼出土了敦煌卷子本、秦漢簡牘、帛書等大批遺書。一些學者以這些”出土遺書”為依據，考訂出了許多今本的錯誤。如，敦煌唐寫卷子本《食貨誌》對流傳本《漢書》的考訂；山東銀雀山漢簡《兵書》對今本《孫子兵法》的考訂；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戰國縱橫家書》對今本《老子》和《戰國策》的考訂等，就成績卓著。這些”出土遺書”史料價值很高，作為書證的依據，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二、理證
凡無證，而以理斷之者，為理證。如，錢大昕在《史記外戚世家》”武帝初即位”下，考證說：”史公書稱孝武日今上，日今天子，日天子，無稱諡者，而此篇及賈生、李將軍、萬石君、主父偃、衛將軍驃騎、汲鄭、酷吏列傳皆有武帝即位之文，此後人追改。酷吏傳敘事宋成、周陽由，皆稱武帝，其下敘趙禹則雲今上時，蓋追改又有不盡耳。”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四。帝王之諡乃死後所上，武帝在位時，何能知其諡號。錢大昕指出文中凡稱”武帝”諡號者，均為後人追改，就是以此理斷。
又如，王鳴盛在《晉書》”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明食之”下，說：”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誌》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