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這也是根據日食均發生在朔(即初一)理斷的。又如，《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中載：”晉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注日：”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人服田力穡，至於有秋，自古以來，未有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畝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即州縣相與誣飾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很明顯，這也是以自古畝產之常規，理斷該文為誣飾以罔上的。
理證是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根據邏輯推理來判斷正衰的。它與書證不同，須以深厚的學術素養為基礎。除具備一定的基本功之外，還得有卓越識別與判斷能力。正如陳垣先生所說：”考證貴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否則發現不了問題，發現了，不思之以理，也會犯主觀武斷的錯誤。因此，一般初學者是不可輕易采用的。
三、物證
以出土的甲骨、金石刻辭以及其他考古器物為依據的考證稱物證。如，《梁書文學傳》載：”(劉)杳少好學，博綜遺書，沈約、任日方以下，每有遺記，皆訪問焉。嚐旅伴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雲：‘鄭玄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複此器，則不依古。’杳日：‘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劉杳否定鄭玄對犧樽的曲解，就是以地下發掘的實物為證據的。
又如，《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載：《資治通鑒》後梁均王貞明四年(918年)，記有”昌化節度使”和”威武節度使”兩個職官的名稱。胡三省為之作注時，對昌化、威武兩地在五代十國時期是否設置了節度使，疑而不決。後來，他找到了兩件物證：一是在台州發現了一塊刻著”唐僖宗光啟三年，升台州為德化軍”的墓碑；一是發現了一枚上有”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的銅印，這才解除了懷疑。他注釋說：”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他州郡從可知矣。”意思是，由此可證，昌化、威武設置了節度使是沒有問題的。胡三省得出這一結論，也是以金石物證為依據的。
到了近代，王國維又開創了用殷墟卜辭考訂《史記》等史書的先河。
總之，物證是以當時的實物資料為依據的，沒有後人加工改造的成分，確實可靠，尤其用於對上古時事的考證更為有用，不僅能彌補先秦書籍資料的不足，而且能收到書證、理證收不到的效果。
以上分別舉例談了書證、理證、物證的方法。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並不截然分開，往往是綜合使用的。清代以前，以書證、理證的綜合使用為主。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夏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錢大昕在該文下考證說：”案，少康至桀，十一傳，殷湯至紂，三十傳，周自武王至敬王。又二十五傳。而越之世止二十餘，理所必無也。《正義》引《括地誌》雲：越侯傳三十餘，曆殷至周敬王，較為近之。”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四。即同時用了理證和書證。 又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一，考證《史記》有後人竄人處時亦說：《史記?田儋傳讚》，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讚及之；《司馬相如傳讚》，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餘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雲雲。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並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讚》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讚，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讚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日今上而日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