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魏延之計”，是見於《三國誌·魏延傳》裴鬆之注所引《魏略》的如下一段文字：
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
“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諸葛亮所謂“懸”，是指魏延此計空想的成分太大，不著邊際；所謂“危”，則是說後果不堪設想，甚至還會導致失敗。應該說，這是對魏延之計一針見血的批評。
從軍事角度來說，諸葛亮稱魏延之計“懸危”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幾點：
一是敵情不明。諸葛亮大軍進駐漢中，曹魏是知曉的，魏明帝為此還專門組織人進行了論證，最後決定采取“分命大將據諸要險”的策略。這種據險禦敵的部署，自然也包括子午穀在內，至少子午穀的北口杜陵一帶當會有重兵把守。既然蜀軍的軍事行動已毫無秘密可言，則奇襲也就談不上了。而且，曹魏在這一帶的機動部隊也是不可低估的。視諸葛亮揚聲由斜穀道取郿後，曹真的大軍很快便趕到眉縣，致使趙雲、鄧芝失利於箕穀可知。倘子午道有事，誰能擔保魏軍不會快速集結呢？而魏延以區區五千人馬，要走出子午穀又談何容易！
二是路況不明。按照魏延的計劃，他所率領的五千精兵是從褒中出來，然後沿秦嶺往東，最後由子午道北進。這裏有兩個問題：
一是由褒中到子午道間約四、五百裏的山路，其路況便不甚明了。
這一帶雖是秦嶺南坡，但山高路險，直到今天都沒有一條橫貫的公路，何況在三國時期呢？魏延即使勉強率軍行進，恐怕也要遇到許多預想不到的困難。二是進入子午道後向北行進的一段，恐怕路況更差。這裏全靠棧道，而棧道一旦遇雨，隨時都會被衝垮。如兩年後（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真由子午道南侵漢中，“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曹真發已逾月，而行裁半穀”（見《三國誌·魏書》《曹真傳》及《王肅傳》）。《資治通鑒》於是年此語下胡三省注曰：“謂子午穀之路，行纔及半也。”這也可以從反麵印證魏延出子午穀之艱難。更不要說魏軍如聞蜀軍進入子午道，很可能會像趙雲和鄧芝那樣，主動去燒毀棧道了。
三是軍糧不繼。魏延雖然考慮到了部隊的後勤供應，但“負糧五千”還是很成問題的。五千人馬，人均負糧一石，還怎麼行軍呢？
假如另外派人運糧，山路奇險，車馬難行，也隻有靠人“負”，而負糧者本身又是要消耗給養的。可見，魏延在後勤供應問題上的設想有點不夠現實。而一旦糧草不繼，無論在人煙稀少的秦嶺山區，還是在山高穀深的子午穀內，都是無法籌集到的。這一點，魏延似乎也沒有考慮到。至於魏延所寄希望的“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那是攻克長安以後的事情，遠水解不了近渴。
四是時間難定。魏延說：“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這也隻是一種設想而已。子午穀長約700餘裏，假如魏延從半道入，再加上自褒中至子午道間的四、五百裏山路，全程已有800裏。這樣，部隊行進的速度每天都要保持在80裏左右。且不說山路的難行，後勤供應的或不能及時，單是遇見雨天，也就會像曹真南侵時的舉步維艱一樣，三十餘天僅走三百餘裏而已（即所謂“行纔及半”）。時間問題關乎戰爭的命運，一旦既定的時間拖延，則不但奇襲不成，還會使部隊陷入危境。
五是長安難攻。誠然，當時鎮守長安的安西將軍夏侯惇確像魏延所說的那樣，“怯而無謀”。《三國誌·夏侯惇傳》裴注引《魏略》也說他“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多蓄伎妾”。但夏侯惇隻不過是以曹操的女婿、曹丕的朋友身份備位長安而已，真正的西部戰場軍事指揮權乃在大將軍曹真手中，或者說在魏明帝曹睿手中。我們隻要看斜穀一旦有事曹真即率軍趕到，陳倉防守一旦出現漏洞曹真即派將把守治城，而作為安西將軍的夏侯惇卻毫無作為，便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