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長安有事，曹真是回親赴的。再加上此前魏明帝已“分命大將據諸要險”，所以長安的防守並不像魏延所想的那樣樂觀。而僅以長途跋涉後的五千軍隊來攻打長安，顯然是很難奏效的。至於魏延所說魏明帝要“合聚”東方軍隊以馳援長安，“尚二十許日”，這既低估了魏軍的“快速反應能力”，同時也是對魏國軍隊部署的無知。試想，諸葛亮剛一揚聲出斜穀道並派趙雲、鄧芝為疑兵，曹真的大軍便幾乎與趙、鄧的軍隊同時到達箕穀，那麼這支軍隊又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呢？
質言之，無論在敵情估計、道路行進、軍糧供應還是在時間安排以及襲占長安的難度等方麵，魏延之計都帶有明顯的“懸危”特點，而諸葛亮之不用其計，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第二，關於空城計問題。《三國演義》記載第一次北伐過程中，當司馬懿大軍逼近西城時，諸葛亮曾運用“空城計”以退兵。此事經京劇《空城計》之渲染，更是家喻戶曉。《三國演義》記事七實三虛，許多描寫都有史實根據。至於說諸葛亮運用“空城計”，則於史無據。但此事也絕非空穴來風，蜀漢大將趙雲就曾使用過“空城計”，不過時間是在九年前，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蜀軍與曹軍在漢中衝突之時。事見《三國誌·蜀書·趙雲傳》裴鬆之注引《雲別傳》：
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卻。公軍敗，已複合，雲陷敵，還趨圍。將張著被創，雲複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
“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趙雲在與曹操大部隊猝然相遇時，不但不入圍拒守，反而大開營門，從而令曹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這就是曆史上“空城計”的真相。而《三國演義》的作者則移花接木，將趙雲之事置於諸葛亮名下，且將時間推後九年，又將地點由漢中移往西城，將對立的雙方由趙雲與曹操，變為諸葛亮與司馬懿。這樣一來，諸葛亮的“空城計”便被說的有聲有色了。豈不知諸葛亮是最謹慎的，他的一生從不弄險。
第三，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曾有一位親人犧牲在隴原大地上，那就是他的嗣子諸葛喬（即其兄諸葛瑾之次子）。
事要先從諸葛亮的《誡子書》和《又誡子書》說起。
諸葛亮去世後40年，即西晉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陳壽曾將諸葛亮生前所留下的文字“刪除複重，隨類相從”，整理為24篇，凡10，4112萬字，並定名為《諸葛亮集》。惜此集今已不存，諸葛亮的著述在流傳過程中也大多散佚。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諸葛亮的文字，多半是後人從各種誌籍和類書中收集而來的。例如，《太平禦覽》卷459所載諸葛亮的《誡子書》及同書卷497所載諸葛亮的《又誡子書》，便是這樣的兩篇文字。這兩篇文字又被明代自稱是諸葛亮36世孫的諸葛羲、諸葛倬所編的《諸葛孔明全集》，以及清人張澍所編的《諸葛忠武侯文集》收入其中。一般認為，它們都是諸葛亮的作品，是諸葛亮臨終前寫給自己的兒子的。
《誡子書》著重強調修身和為學都要靜的道理。諸葛亮所說的“靜”，實際是一種不含任何雜念的精神境界，隻有達到這樣一種境界，才能“致遠”，才能對萬事萬物都有透徹的理解；而一旦時機到來，又可以靜中寓動，以靜求動，動靜相輔而相成，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即所謂“接世”。與“靜”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礙修身，也不能治學，而且容易轉化為“淫慢”，終至事業無成。這一番道理是琅琊文化的精髓，也是諸葛氏家族的看家本領，諸葛亮臨終前將此諄諄告誡自己8歲的兒子諸葛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後世諸葛氏的子孫們，也正是將這篇短短86字的《誡子書》當作了他們世代相傳的家訓。
《又誡子書》的內容則與此不同，它是專談飲酒的。用今天的話來說，稱其為一篇“酒文化”的專文亦未嚐不可。其全文如下：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合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意思是說，設酒宴客，是為了合乎禮節，表達感情，從而使身心舒適，以恢複人的本性。而禮節盡到，客人退席，這便是最大的和諧與快樂了。倘若主人的情意未盡，客人也還沒有到疲倦的程度，可以繼續飲至酒醉，但不能醉到神誌不清的地步。這的確是一篇講“酒文化”的絕妙好詞。但諸葛亮臨終前，竟然與一個年僅8歲的小孩子大談飲酒，則未免有點令人不可思議了。且不說8歲的諸葛瞻可能還未開始飲酒，就是偶與酒宴，也談不到設酒宴客，更遑論“主意未殫，賓有餘倦”的問題。顯然，這篇《又誡子書》不可能是寫給諸葛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