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又誡子書》又會是寫給誰的呢？我以為，這當是寫給諸葛亮的嗣子即諸葛瑾之次子諸葛喬的。
諸葛喬，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於曲阿（今江蘇丹陽市），小其兄諸葛恪僅一歲，而與《吳書》的作者韋昭同年。
諸葛喬年輕時即與其兄諸葛恪俱有名於東吳，論者以為諸葛喬才雖不及其兄，而性業過之。當初，諸葛亮尚未有子，於是便求諸葛喬為嗣。諸葛瑾啟告孫權後，遂“遣喬來西”（見《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而諸葛喬一到西蜀，諸葛亮即以之為己嫡子，並易其字曰“伯鬆”。蜀建興五年（公元227年），又拜為駙馬都尉，隨諸葛亮北伐至漢中。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與諸將子弟一起傳運糧草於穀中。為此，諸葛亮還曾寫信與其兄諸葛瑾說：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穀中。
此即“一出祁山”之時也。然而不幸的是，諸葛喬於建興六年（公元228年）便卒於軍中，年僅25歲，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們連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從諸葛喬在東吳時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後又易字“伯鬆”，並拜為駙馬都尉，隨即參加北伐的情況來看，諸葛喬入嗣時當已過了“弱冠”（即20歲）之年，應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與蜀中諸將領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時常奔走於山穀之中，所以，無論出於社交應酬（即所謂“合禮致情”），抑或是健身的需要（即所謂“適體歸性”），飲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這便是諸葛亮為何要在《又誡子書》中專談飲酒的緣起了。
我們知道，出於對傳統酒文化的重視，諸葛亮並不主張禁酒。
相反，他還將酒宴之設當作一種“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的禮儀活動，並希望能借此來交流感情，調節人際關係。但他堅決反對狂飲爛醉，更不能容忍因酒誤事。諸葛亮對酒文化的這種見解，即從今天看來，也很有可取之處。大約其時蜀中的官場上，飲酒之風還是很盛的。所以諸葛亮的這番告誡，既是出於對嗣子的愛護，同時也是有感於蜀中諸將子弟的飲酒之風而發的。諸葛亮自然熟讀過《尚書》，而《尚書？酒誥》中所記周公關於飲酒的一番談話，他也會牢記心頭的。周公認為殷商之亡與朝野上下的飲酒關係極大，而周朝建立後即從中吸取教訓。這與劉備入主西蜀後的情況也有幾分相似。
諸葛亮當然不願意看到蜀國的官員們像當年的“殷頑”那樣沉迷於酒，以致不能自拔，於是，出於對鞏固西蜀政權的考慮，他便向剛入蜀不久的嗣子談了自己對飲酒的見解，並試圖通過諸葛喬去影響當時的“高幹子弟”們。應該說，這才是諸葛亮寫作《又誡子書》的更為深遠的用意。
《又誡子書》既然是諸葛亮寫給入蜀之後的諸葛喬的，則其寫作時間便可定在蜀建興五年，至遲不得晚於建興六年。建興六年即公元228年，其時諸葛亮的親生兒子諸葛瞻才剛剛兩歲（諸葛瞻生於公元227年，其時諸葛亮47歲），而此時的諸葛亮正忙於北伐，自然不會去為年僅兩歲的兒子寫《又誡子書》的。可見，《又誡子書》的寫作時間實應在《誡子書》之前，而兩者的名稱也應當互換才是。大約在陳壽所編的《諸葛亮集》散失之後，後人雖得其佚文，然對其寫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後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內容之重要程度，聊為標題區分而已。這便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情況。
但值得慶幸的是，諸葛喬雖早卒，然其子孫還是綿綿不絕的。
其子諸葛攀在蜀國已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待到諸葛恪及其少弟諸葛融並諸子侄全部見誅於吳，諸葛瑾的子孫皆盡後，因其時諸葛亮已自有胄裔，故諸葛攀又複為諸葛瑾之後。魏鹹熙元年（公元264年），諸葛攀之子諸葛顯又隨諸葛瞻之次子諸葛京等一同內移河東。
此後，諸葛顯及其後代子孫，便成為諸葛瑾的一脈僅傳了。但他們雖在血緣關係上屬於諸葛瑾的後代，而在文化傳承上卻多受諸葛亮的影響，並與諸葛京的子孫們一樣，共奉《誡子書》為其家訓。至於《又誡子書》是寫給誰的，大約連諸葛喬的後人們也未必能知曉了。
諸葛亮再次足履甘肅，是在公元229年（建興七年），即他第三次北伐期間。此前，他曾於公元228年的冬天出散關（寶雞市西南大散嶺上），圍陳倉（今寶雞市東），舉行過第二次北伐，然因糧盡而不得不返。第三次北伐的路線是今天的甘肅南部一帶，由於準備充分，結果大獲全勝。這次，諸葛亮首先派陳式攻打武都（今成縣西）、陰平（今文縣西北），待曹魏的雍州刺史郭淮欲率眾出擊時，諸葛亮則領軍來到建威（今西和），從而逼迫郭淮退還，由蜀軍完全占領了武都、陰平二郡，擁有了今甘肅徽縣、成縣、康縣、西和、兩當、宕昌、武都、文縣、舟曲及陝西省的鳳縣、略陽等廣大的地區。後主劉禪對這一次的勝利也十分高興，旋即下詔恢複了諸葛亮的丞相職位（街亭之役後諸葛亮曾上書“自貶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