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經月餘始達西安，餘因疲困大病，幾三月始愈。……餘居西安時，以督署備餘行宮，其建築太老、濕重。餘寓其中，如入地獄……思餘生平，備嚐艱阻，而以末年為最”（《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
上麵所述細節是否確實，沒有必要推敲，但她吃了一些苦頭總是事實。問題在於，她並沒有從吃的苦頭中接受應有的教訓而改弦易轍，勵精圖治，而是依然故我，變本加厲，整日在頤和園中遊玩取樂。有記載說：“孝欽（即慈禧）返蹕，衰老倦勤，惟知媚外以求一日之安。寵監李蓮英探太後意，亟思所以怡悅之。於觀劇外，傳一切雜劇進內搬演，慈意果大慰悅，尤喜秧歌。纏頭之賞屢千金”。並且追逐西方物質文明的享受，如電照明、留聲機、坐鍾等都進入宮中。有詩紀雲：
“西狩歸來奏管弦，笙歌不減太平年。梨園供奉均三品，但恨無過小叫天”（注：小叫天即譚鑫培）。
“薄霧籠煙月未升，頤和殿角隱層層。內官走馬開金鑰，萬盞齊明電氣燈”（注：電照明在當時為僅有）。
對於朝政，慈禧太後則依靠原來主張鎮壓義和團與對外主和的王公大臣。從慶親王奕劻到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都下旨褒獎，他們成了國家的棟梁，朝廷的重臣。最吃香的還是榮祿，慈禧的上諭說他“保護使館，力主剿拳，複能隨事襄讚，匡扶大局”。因而“著賞戴雙眼花翎，並加太子太保銜”，旋又“命榮祿為文華殿大學士”。榮祿顯赫一時，炙手可熱。但卻引起董福祥心中的不平。
董福祥回到甘肅，住在固原蘇家堡。他的三千舊部，請準清廷，分往寧夏金積堡附近的馬家灘墾荒種田。這片地方，是清同治九年（1869年）他隨湘軍劉鬆山、劉錦棠叔侄攻打回民起義首領馬化龍所守金積堡後，劃歸他的。有這個緣由，如今派上了用場。這裏是黃河平原，土地肥沃，有曆史悠久的秦渠、漢渠灌溉，墾殖條件十分優越。不久，董福祥本人也遷居到這裏，並修建了“宮保府”。這座府內寨占地一百五十畝，圍以高大土堡，其中建有若幹個四合院，鬥拱飛簷，畫梁雕棟。土堡大門向東開而不向南開，以表示心向朝廷和未敢僭越之意，外寨更有房屋數百間，周遭還有三千畝的麵積，供其部屬居住，稱為董營村。在此將士墾荒種田收入甚好，董福祥不失為富家翁，且在地方上有相當勢力。但他整日“閉門思過，閉口不談時事”。隻是對榮祿耿耿於懷，無時或釋。
因為在京城攻打使館，都是受命於榮祿，如今這件事成了滔天大罪，全落在自己頭上，被革職閑居，報效無門，而榮祿卻成了安邦定國的功臣，煊赫於朝，大權在握。事情不公如此，心豈能平？
於是就移書榮祿說：“去年拳民之事，屢奉鈞諭，囑撫李來中（按：
即前述義和團首領），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重大，猶尚遲疑，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奉命。後又承鈞諭及麵囑屢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炮，祥始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諭謂戮洋攘夷，福禍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但恃中堂而為犬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祥雖愚駑，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鹹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複者。祥惟知報國，己拚一死，而將卒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
信寫得率直，質問得振振有辭。看來董福祥的一切行動，都是聽命於榮祿，沒有擅自作主的。我們根據情況分析，當義和團遍布京畿之際，慈禧欲剿而不能，隻好是“撫”，於是榮祿讓董福祥“撫”李來中。當慈禧聽說各國要逼她下台，扶光緒上台時，一氣之下，就下了宣戰詔書和攻打使館的命令，榮祿即使內心多麼不情願，也不敢不傳達這道命令，更何況他是一味秉承慈禧的顏色行事呢！
否則，董福祥以一個無權與聞朝政的提督，焉敢擅攻使館？後來，慈禧太後稍微清醒了一下，得知各國逼她下台之說不過是個謠傳，但既已宣戰，欲罷不能，隻是暗中掣肘，釜底抽薪，試圖挽救。所以派人給使館送冰瓜果酒，所以不給董福祥大炮並加以申斥。但是，既然榮祿畢竟是下令者，董福祥不過是執行者。倘使此舉有功，二人也有功人、功狗的區別，現在獲罪，下令者卻金蟬脫殼，全無幹係，且搖身一變，成了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的功臣；留下罪過，讓董一人來承受，實在是不公平的，董福祥牢騷滿腹，是理所當然的。但榮祿此時樂得好官自為，管什麼天地良心，當然隻有裝聾作啞，置之不理。一說，榮祿曾給董福祥十萬兩銀子以杜口，但也不知何所據。總之，榮祿總有點暗室虧心，無言可對。此書也就終於石沉大海，而且榮祿在此後不久，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也病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