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定山
清代到載湉（光緒）、那拉氏（慈禧）先後逝世，溥儀（宣統）以“孺子王”嗣位，這時革命呼聲遍海內外，愛新覺羅氏的命運，眼看難以久長。
一般泥古不化的老先生們，卻總想捧出孔聖人的幽靈來作起死回生的良藥。這樣就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中、小學堂而外，演出一個古色古香的存古學堂，傳授些有利於封建專製的所謂古學，以徐待鴻鈞運轉，鞏固“皇圖”。當時各省頗有抱這種思想作這種打算的人，因而這個存古學堂很多省城都在設立，甘肅也就在這一股歪風下麵開辦了存古學堂。
我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由文縣保送來蘭州進師範。蘭州時，就進了求古書院所辦的速成師範（已改為簡易師範），當時學堂的提調是湖南人黎丹，教員也多半是湖南人。講曆史的胡有煥對中外曆史都很嫻熟，講教育學和博物的張梁，對這兩門學科也有相當的研究，他們講授的情形，一直到今天還給我腦中留有印象。到第二年開學不久，便傳出學校改組的風聲。約在農曆三月初，便換上了存古學堂的招牌。學堂的監督是皋蘭名人劉爾炘先生，這位先生原先是甘肅文高等學堂的總教，這年文高等改辦蘭州中學，他便以翰林院編修的身分，充當了存古學堂的主辦人，接收了原簡易師範學堂的學生和校址。
存古學堂成立，首先把原文高等所附“育才館”（毛慶蕃護理陝甘總督時所設）的八個學員，無條件地收入。其次是招收舊日廩、增、附生五十人，原有的一班師範生，也允許留堂學習，和存古學生同樣待遇。到廩增附生報名投考時，監堂張承煜（湖北人）鼓勵我說：存古學生資格比師範生高，將來畢業，就是出去當教員，也可得較好的待遇，你文字做得不壞，可以報名參加考試。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就考入了存古班。
劉爾炘先生是一個具有辦事才能的人，他把師範學堂接收過來改辦存古學堂，很快就規模粗具，及學生招考足額，就開堂授課。存古學堂本來是一些守舊派所出的新花樣，這裏邊究竟應該存怎樣的古，就是總攬全國教育的學部裏，也還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出來。劉先生從科舉製度裏出身，起初學的是“舉業”，等到成名以後，跳出了舉業範圍，才進一步從事韓、柳以來的古文、程、朱以來的理學，歸結到紹述孔門六經，承繼道統，完成“名山盛業”。這時他擔了存古學堂的責任，就認為自己所學的這些，便是應存的古。如何把這些古存起來呢？他根據古文家姚鼐的話：
“聖門之學，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為了存義理的古，便在堂中開了易經和宋元學案的課。為了存辭章的古，便在堂中開了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抄的課。為了存考據的古，便在堂中開了學部所編六經綱領和顧亭林《日知錄》的課。此外還加上禦批《資治通鑒》輯覽的閱讀，使學者在讀史上養成尊君尊孔的古，再加上舉行釋奠，釋菜典禮，學習算術、體操，使學者在義理辭章考據而外，還存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的古。這樣就算把古存到了齊齊備備，這就是劉先生主持存古學堂時所授給存古學生的課業。
課業定了，要學生學習得好，首先要有高明的教師。劉先生所聘到存古學堂來的教師，都是些末跳出舉業圈子的人物，他所布置的義理、辭章、考據這三門古學，那些先生們所知道的實在有限，要他們講授給學生以應存的古，實在有些南轅北轍。記得那時存古班中，除了宋元學案是劉先生自己講授外，講易經的是一位姓王的舉人，他把卦辭、爻辭、彖象，文言都逐字逐句，像私塾學究給童蒙教書一般，粗切細斬，弄得淩雜瑣碎，不成片段。講古文的是一位姓盧的舉人，也隻是望文生義，大念一遍，小念一遍，不能從源到流，派別支分。其他教師每況愈下，罕能像待叩的洪鍾，起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的作用。最不堪的有一位姓公的先生，給師範班講國文教學法，把從日本譯來的文字念不上句讀。把《馬氏文通》說成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講宋元學案，把程伊川比張橫渠行輩低，說成橫渠評伊川卑之無甚高論，這樣的粗疏簡陋，常惹得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