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聽信王道士隨意編造的謊言，何如聽信當地的口碑流傳。
當地的口碑資料，如果不是王圓祿不慎露出的底細，便是楊河清向人道出的實情。在王道士的謊言同當地口碑資料之間如何作出抉擇，或許可以檢驗一下考據家的鑒識眼光。
可笑的是，王道士的謊言竟然迷惑了許多人，先是騙過了敦煌的縣太爺和士紳，後來又蒙混了曾經玩弄過王道士的洋博士斯坦因和希伯和。斯坦因和伯希和又把王道士的謊言當作藏洞發現史的第一手資料廣為宣傳。於是，這個被斯坦因描寫為“身材矮小”“多疑狡詐”的王道士卻在高個子洋博士的抬舉下登上了藏經洞發現者的高座。聰明一世的斯坦因及伯希和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16號窟本來是莫高窟著名的大型佛窟之一，又處在懸崖最下層，無勞攀援。王道士來到莫高窟之後，選擇16號窟為據點，必先清除洞窟甬道內的積沙，以便信眾拜佛求簽。楊先生接待信眾、收受布施的辦公桌案也就沒在16號窟甬道北壁藏經洞前。楊先生既在16號窟甬道北壁前設座辦公，表明甬道積沙早已清除，不然的話，楊先生怎能置案設座於此，又怎能一轉身即可在藏經洞封門上磕打煙灰？由此可知，16號窟甬道內的積沙早已清除幹淨，藏經洞的發現，與清除16號洞窟甬道內的積沙，並無直接關係。事實則是，由於楊先生在藏經洞封門上磕打煙灰聽到空洞回音，疑惑壁後存在藏寶的密室暗道，繼而向王道士提出破壁探察的動議，才導致藏經洞的發現。
而所謂第16窟甬道內流沙堆積，因清除積沙而使藏經洞封牆坼裂，導致藏經洞的發現，顯然是王道士編造的謊言。
王道士編造清除積沙因而壁破書現的謊言，是為了掩蓋他破壁盜寶的不光彩行徑，並且進一步把這種不光彩的行徑變成神聖的功德和虔敬的果報。就是說，他為神佛殿堂通道清理積沙，所以神佛把埋藏千載、使“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的寶藏賜給了他。
這樣一來，王道士便輕易地抹殺了楊先生發現藏經洞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和曆史性功績，從而使自己獨攬發現之功並理所當然地成為這批神聖寶物的合法占有者。
王道士的目的果然達到了：百餘年來，誰不說是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中外敦煌學著作哪一本不把發現藏經洞的曆史功績記在王道士名下？
然而事實表明，楊河清才是藏經洞真正當之無愧的發現者。因為，正是楊先生首先發現藏經洞的位置，首先作出可能存在秘藏的推斷，提出發掘秘室的動議，並且親自參加發掘探查，藏經洞才得以重新出世；而王道士不過是由於身為當家住持，作為洞窟的占有者而被楊先生拉進來以便取得開掘許可權的關係人。正如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葉文玲所說：“如果那日這個算賬的楊師爺不是用這根草棍點的煙；如果那根草棍不是恰好插到在那已被偽裝得很好的洞壁、那道終於‘露風’的牆縫中；如果他並沒有注視這一縷煙的微微歪斜，那麼，藏經洞將於何時得見天日呢？”
在發現藏經洞的曆史事件上，王道士的作用是被動的、第二位的，但在藏經洞發現之後，洞中珍貴文物散失的問題上，王道士卻是貨真價實的責任人。
王道士先是拿著洞中古卷向人討好，奉獻贈送，後被斯坦因、伯希和賄騙萬餘卷，收受賄銀1200兩。他把受賄銀兩的一部分用於修繕三層樓（即今莫高窟第16窟及第17窟窟前簷廊）和九層樓（即今第96窟大佛殿）；另一部分則用來為窟中塑繪裝彩，穿鑿窟壁，使多窟通連，並修建千相塔痊埋殘破塑像（這些行為其實是對莫高窟洞窟及塑繪藝術的極大破壞）。他指望用這些“善行”來換取死後進入天堂的資格。不知道他死後是否進了天堂，然而他活著的時候，畢竟沒有為自己的享受揮霍這筆贓銀，卻也是當地人所共知的事實。
“貧苦的富翁，作惡的善人，貪婪的大施主。”我們隻好用如此矛盾的評語來重新為他樹碑立傳了。
（《甘肅文史》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