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勢與法治思想傾向。子夏在孔門弟子中是比較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他提出的問題常常能啟發孔子，比如有一次子夏提出關於《詩》的問題請教孔子，孔子回答“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後才好畫圖畫。”子夏接著說：“那麼禮是不是產生於仁義之後呢？”孔子說：“卜商的話啟發了我嗬，這樣就可以和我討論《詩》了。”(《論語·八佾》)關於交友之道，子夏認為“可與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同上)。即可以讚同的就讚同，而不可以讚同的就應該拒絕。可見他是態度鮮明，有原則性的。《荀子·大略》記載子夏家裏貧窮，衣服很單薄，有人問他為何不托人求個官做呢？他說，諸侯對我傲慢的，我不願跟他為臣，大夫對我傲慢的，我不願再去見他。魯國的賢人柳下惠與宮裏的下賤的看門人穿一樣的破舊的衣服，而人們並不懷疑他。況且因為爭指甲那麼大一點利益，而傷害了手掌，這種事人們是不肯幹的。可見子夏為人正派，並不趨炎附勢。因此《孟子·公孫醜上》記載孟子曾肯定“子夏、子遊、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可見對子夏評價並不低。
但是孔子卻批評他沒有達到“中庸之道”。
《論語·先進》記載孔子對子夏與子張的批評，認為子張(顓孫師)太過，而子夏不足。因為太過與不足都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要求。而且《論語·子路》記載，子夏任莒父的地方官時，向孔子問政，孔子對他說：“不要操之過急，不要貪圖小利。因為操之過急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圖小利，則大事往往辦不成。”從這裏看出，在孔子眼裏子夏是有點貪圖小利，而又操之過急。也就是說，他有注重功利的傾向。《論語·雍也》還記載孔子批評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即勸告子夏要多重視內心道德的修養，不要太注重外在事功，而流於求飽暖的小人儒。這裏可見孔子已經看到了子夏尚事功的傾向，並且給他提出了批評。孔子的批評並沒有錯，子夏確有尚功利的思想。《論語·子張》記載子夏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這是重視實際的，同時也可見子夏有明確的社會分工的思想。《論語·子張》還記載他主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是一種重視實用的事功思想。子夏把為政與學習的關係講得很清楚，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這種重視事功與實際的思想，遭到子遊的反對，認為子夏的門徒對根本(即“道”)不重視，而隻注意“灑掃應對進退”(同上)這些枝節的問題。
這種批評顯然是不公正的。它倒是從反麵說明子夏之學注重實際的優點。他是通過實際來體驗對道義的認識，即子夏所說：“君子學以誌其道”(同上)。他善於身體力行，主張事情要從具體的地方著手。他說：“對妻子要注重品德而不注重容貌；侍奉父母能夠盡心竭力；在朝廷上侍奉君主能有獻身的精神；與人交朋友，說話要講信用。如果這樣就是進行學習了”(《論語·學而》)。其實這種思想並沒有什麼不好，當然它與法家重視功利的思想十分接近。而且他還強調“信”，主張“君子要取得民眾的信任以後才能有勞於民眾”(同上)。這正是後來法家“示民以信”的思想。
而子夏還有很可貴的重“勢”的思想。《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子夏說：“善持勢者早絕奸之萌”。這是他總結《春秋》的曆史，其中有不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實，而得出重“勢”的思想，利用權勢來防止這種奸詐的陰謀的發生。子夏關於“勢”的理論對以後的法家有直接的影響。
活動於齊宣王、齊涽王時的慎到，其貴“勢”的學說，當是來源於子夏。以後韓非總結法家的理論，將勢作為法家法、術、勢三大理論組成部分之一。
因此子夏可以說是法家理論的主要來源之一。我們說子夏有法治思想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但是他的基本立場還是儒家，並沒有完成由儒家向法家思想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