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在魏國西河講學，受到魏文侯的支持，因而形成了以子夏為首的西河之學。《後漢書·徐防傳》李賢注說：“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這是一個很有影響的學術集團。它包括了魏文侯在內的一批有學問、有才幹的人物，在魏國初期的變法改革中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這與子夏的思想不能沒有關係，子夏在政治上也是主張改革的。他在同魏文侯討論禮樂時就提出過他的政治主張，他說：“聖人提出以君臣父子作為‘紀綱’，‘紀綱’已經正了，天下便得到安定，天下得到安定，然後才能正音律，和五聲。”他以為音樂是“用來區別貴賤的等級，使其各自得到適宜的地位。這就是表示為後世之所以有尊卑長幼的次序”(《史記·樂書》)。
在這些帶有濃厚儒家色彩的言論中，表達了子夏對建立新的封建統治的政治秩序的構想。他還告訴魏文侯，在聽到各種不同的音樂時要思念各種不同類別的大臣。如聽到鍾聲就要思念武臣，聽到磬聲就要思念封疆之臣，聽到琴瑟的聲音就要思念忠義之臣，聽到竽笙筲等管樂的聲音，就要思念理政的大臣，聽到鼓聲就要思念帶兵作戰的將帥。(同上)這就是說，要從音樂中聯係到為政的誌向，使兩者符合。隻要君主與朝廷中各個方麵的大臣協調一致了，達到互相尊敬協和的地步，就什麼事情都可以辦成了。子夏這種思想，是適應魏國當時社會發展需要而提出來的，對魏文侯的變法改革無疑起了推動的作用。不僅如此。他所說的建立以君臣父子為“紀綱”的觀點，成了以後經過荀子、韓非和董仲舒而形成的對中國封建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三綱”
之說的理論基礎。
但是子夏的思想並不徹底，他隻是一個從儒家向法家過渡的人物，他沒有完成這個轉化。這個轉化最後是由他的學生李悝等人完成的。子夏因為處於春秋戰國之際，正是社會製度新舊交替的時代，而他的思想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矛盾性。他既有新的思想，也有舊的思想。他讚成新製度，但對新製度又缺乏清醒的認識，於是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兩種思想在他的頭腦中展開激烈的交戰。《史記·禮書》對這種狀態有十分形象的描寫：“周代衰微，禮壞樂崩……遵守法紀的人在世上受侮辱，而奢侈驕橫僭越禮製的人得到表彰與榮譽，子夏這個孔門高足曾說：‘出門看見五彩繽紛、繁華與漂亮的情景而感到愉快，回到家來聽到老師(孔子)的道理又感到快樂’。這兩種思想在內心展開著戰鬥，而不能決其勝負。”《韓非子·喻老》和《淮南子·精神訓》也有類似的記載。《韓非子》的記載是把“富貴之樂”看成新事物，而把“先王之義”看成是舊觀念。這兩者在心中作戰，有時是新的戰勝舊的，有時又是舊的戰勝了新的。然而最後的結局還是舊的戰勝了新的。子夏終於沒有完成由儒家向法家的轉化。不過子夏這種儒法轉化的作用，在儒學思想史上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