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說完，我首先表示，歡迎他作我的律師，相信他會把我的事情辦好。由於警官就在旁邊，為了和律師溝通，我旁敲側擊地向律師提了幾個問題，希望律師能從中悟出點什麼。最後，我向律師表示：“我自己辦的事，我自己清楚。我堅信，我沒有犯罪。”
我這樣說的目的有三，一是表明事情的程度，二是表示我當前的態度，三是也提請律師在辯護工作上先明確一個底線。
律師拿出家裏給我寫來的兩封信，還是按照法律規定，隻能讀給我聽，而不能交給我。兩封信的內容差不多，其中一封是我太太寫來的，信中告訴我，家裏的情況都很好，希望我自己保重身體。還提到孩子考學的事。
律師讀完信，我請律師轉告家裏：“孩子考學尊重家裏和孩子的意見。再是請他們不要擔心，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很好，特別是精神狀態。最壞的結果，即使真判上幾年，也無所謂，我已作好了這個思想準備。認定我是犯罪，我自己當然也沒有辦法。但從人格、人性上講，我一沒有喪失道德、二沒有違背良心，三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心裏非常坦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一切都無所謂了。我特別希望的是，請他們減輕思想負擔。”
對於身在看守所裏的人，特別是剛剛進來的人，聽到自己家中親人的消息，無疑是一種重大的心理震撼。身臨其境，不能不理解優待號裏的那位準備好毛巾再看信的先生。我聽到家裏的消息，特別是聽到孩子的時候，心裏照樣湧起一種東西。不過，我克製著，不讓這種東西表現出來罷了。所以，雖然中間有一段小的停頓--壓抑自己，我還是坦然地向律師說了上麵的話。
警官們對這種會見律師的場麵當然是司空見慣的。一直在旁邊“陪同”的警官，看了我的表現，在律師走後還“表揚”了我：“．．．．．．心理素質不錯。”
這次提訊的時間很長，把當時的情況全“訊”了一遍。從頭到尾，詳細非常。最後，警官問我：“你還有什麼說的嗎？”
我說：“有是有，不過說了又有什麼用呢。”
“你要不願意說，以後可以和檢察院說。”警官又告訴我：“我們準備把你移交檢察院了。你看我們在辦理你的案件中，有沒有刑訊逼供等違法違紀行為？如果有，你可以向有關部門控告，這是你的權利”。
“沒有，確實沒有。--既然不可避免，早晚都得去（檢察院），早去更好。謝謝你們了”。
馬上要移交檢察院了，幾位警官的任務已是基本完成，提訊完畢，我鄭重地向他們致謝。
回到號裏，我向小衛報告進度。號裏人說：“這是作綜合筆錄，你要進‘二檢’了。”
綜合筆錄是原辦案單位作的最後一篇、全麵的筆錄，然後就把案件移交給檢察院的公訴部門了。
進了“二檢”以後，按照法律程序，我的下步“工作”就是等著“接起”了。這幾天，我也默默地為“接起”作著思想準備。
按照一般的規律，這段時間比較漫長。辦案單位把案件移交之後，公訴部門要審查全部材料、核對證據等需要不少的時間。特別是現在各單位人員都緊張，材料放到那裏也要排隊等候。有時這段時間需要好幾個月。
可距上一次作完綜合筆錄不過才十幾天，外麵卻又喊我提訊了。
同號的人都替我緊張：“你怎麼這麼快就‘接起’了。就算是‘從快’，這也忒快了一點。”
還有的說：“凶多吉少。你的案子，肯定是‘上麵’早就內定了（所以才能這麼快）。”
我自己還是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愛咋地咋地唄！別說‘從快’，到了這地步，想‘從’什麼自己都沒有辦法。”
然而，不是“接起”，也不是檢察院的公訴部門來提訊。
到前廳一看，來的還是原辦案單位的那幾位警官。原來是需要補充證據。其實就是需在幾份公安技術部門出具的《鑒定單》上簽字畫押。操作很簡單，就沒有去提訊室，在警戒區門口的值班室就進行了。通過這個過程也使我有機會知道，不僅僅我一人，當年凡有涉及的每個單位都抓了一個進來。
原來，這裏還有我幾個“縱使相逢應不識”的“同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