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進了看守所的人，所方都要給照一次相。如果中途案子升了或降了，轉到新的看守所後還要再照一次。進幾個看守所就要照幾次。對於那些“二進宮”、“三進宮”的人來說，即使時間不長，進的又是同一個看守所，也要進一次照一次。這是看守所為了給在押人員立檔案用的。如果發生了越獄潛逃的事，這張照片就上了通緝令。從此該人算是有了“前科”，即使該人最後被無罪釋放了，以後如果哪裏發生了案件，有人提供了罪犯的相貌，警方也有可能把這張照片拿出來比對一番。
當初進到市一所的第二天上午，我被提到樓道裏照相。照相時，要站到一個底盤上，上麵有一個直立著的米尺，可以標出身高。和我們檢查身體時量身高體重的那個設備手差不多，不過這裏隻量身高，不要體重。手裏要舉著一塊比頭部略大的小白板，上麵寫有姓名。正麵的一張、側麵的一張。照時，要把小白板舉到頭部的下麵。正麵的在胸脯上部，側麵的在胳膊的上側麵。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南昌起義失敗後亡命東瀛時，曾因事進過日本人的看守所，也享受過此種待遇，後來還被他寫入了自己的回憶錄《洪波曲》裏。他描寫的當年情況與我們現行的作法幾乎如出一轍。可見，這套東西也是“引進”的舶來品。郭老先生當年還對自己手中舉著那個小牌子犯矯情，說是本來不想舉，可是想到就是自己不舉，也會讓人使用技術手段給添加到照片上，於是就自己舉了。如今放到本人身上內心也是不想舉的，這個動作帶著屈辱，對一個自覺沒有犯罪的人心靈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可很無奈，不舉根本不行，如若反抗，等待你的隻能是更大的屈辱。
我不明白，既然法律規定，未經法院判決，並待判決生效以後，並不能確定一個人的罪犯身份。進到看守所並執行了逮捕手續的的人也隻是被稱為“犯罪嫌疑人”，那為什麼該人還是不能得到普通公民的待遇。既然有技術手段能夠把姓名之類加到照片上，為什麼還非得使用這種有悖人格尊嚴自我舉牌的作法。要說上個世紀技術手段可能還要複雜一些，而當今數碼照相，計算機技術發達的令人難以想象，還有必要這樣作嗎？
降到紅看後，照樣也要再照一次。不過紅看的作法與市一所不同，不在牢門口的樓道裏照。要湊夠一批人，到專門的照相室去照。照法是一樣的，正麵、側麵各一張。當時在市一所時，“照相師”隻問了我一句，核對了身份後，就是照相，沒有二話。紅看這裏不同的是，這裏的“照相師”還“兼管”審查案情，問的還很細致，遇有便於發揮的還要動用春秋“嘴”法，他當然就不用筆了，隻用省事的辦法--言語，口頭上評論褒貶一番。
我那天照相時，還遇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和我一起去的，我們號裏還有一位。四十多歲，全身皮膚深褐色油光發亮如同一座古銅塑像。他比我進來的晚幾天，很晚了接近半夜時分進來的。進號時，下身一條大褲衩，竟連上衣都沒穿，赤著膊就進來了。這有違《在押人員行為規範》。《規範》第五條規定“男性在押人員不準赤身。”不知是在什麼場合下被抓的，他根本就沒有上衣，直到第二天天亮後才有人捐獻了一件背心給他，算是遮住了上體。陸號長問他，他說是出租車司機，因為打架進來的。大家看看他，都說這哪像是司機，簡直一個煤鋪的二掌櫃的，“氣死張飛，不讓李逵”。
當時我們一起照相的有七八個人，其中還有兩位女號的。一位四十多歲，長的人高馬大，很粗壯，像是位女漢子。是在小百貨批發市場以抓彩球為名，和幾個人聯手紮圈作套詐騙錢財的。這次進來是因為詐騙時弄炸了，人家抓彩之間識破了他們的騙局，幡然醒悟收手了。她和幾個偽裝的“托”，一看行騙不成，騙局還被揭穿，惱怒成怒，一不做二不休，幹脆下手開搶。人家報警被抓獲的。“照相師”了解案情，壯女人語焉不詳。但這種事社會上早有流傳，行騙的手法也為人們所熟知。就是弄一袋子小球，說是抓上紅的來給五百，抓上黃的來給三百，抓上綠的來給一百，抓上白的來，白抓。抓一次十元錢。這要有幾個“托”在旁邊帶動不明真相的人來抓。“托”們這位抓個紅的，那位抓個綠的，轉瞬之間五百三百人民幣就到手了。看得旁邊的人眼紅，交了錢自己去抓，卻準保是白的，十元錢打了水漂。常惹得人不甘心，掏錢再抓，結果無論抓多少次，卻次次都是白的。“托”們都是手裏暗藏好彩色球裝作是從袋子裏抓出來，那袋子裏其實都是白球。她自己雖然不說破，但“照相師”早已了然於胸，就貶損她一句：“這可夠缺德的。”壯女人淒淒地說；“下崗了，沒辦法，我也是給人家打工。”看來也是想用下崗工人的身份博取眾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