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別的事還可以寬容或是給他先“記賬”，然後“集中”處理。然而，對這種明顯的挑釁，則必須立即堅決地予以回擊，否則貽害無窮。必須先打破他的小聰明心裏，我當即先從揭露他的手法入手，說：“你用計夠巧妙的啊。”
再回擊他的挑釁：“偉哥那也不叫打人，即使是打人，他的目的也是為‘公’，是為了維護號裏的秩序。你舉報他，目的為的是什麼？”他的這種手法確實小兒科，在號裏這也算是一種“咬邊”行為，很把嫌的。我給了他一棒，又在大家鄙夷的眼光下，他才灰溜溜地無話可說了。
由於他的不得人心，也可能由於我的處事“柔弱”，也許兩者兼有，後來有幾位都說我這樣處理“太厚道了”。號裏的大老王就說；“要是我，他不是問誰‘對’嗎？當時我就撅他，告訴他‘就是你不對’”。我說，他和咱這歲數的比，畢竟還是一個“小孩子”，原諒他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吧。
照我和偉哥的接觸，我覺得偉哥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除了要負責全所乙區的煉活外，對號裏的“公益”事業很關心，態度上對我本人也很尊敬。睡覺前常幫我整理整理被褥什麼的，我心裏過意不去，總說，你別管了，讓他們小年輕的幹吧。後來他開庭宣判了，判了半年緩刑。緩刑並不是像宣判無罪一樣能夠當庭釋放，而是又回到號裏等著辦理開釋手續。宣判回來的那天晚上正好趕上他值班，乘著他值班的時候，我夜裏放茅乘機和他聊了幾句。偉哥判的是緩刑，也許還心有餘悸吧，對大家都煩他帶口信出去還是有顧慮，因為這也是違犯監規的。《行為規範》第十條就寫明：“不準托人或為他人帶書信、口信或其它物品。”我不能難為他，隻委托他給我家裏打一個電話，把我在這裏的情況說說就行，至於說什麼，實事求是地說就行，具體內容由他決定。我什麼話都沒“委托”，也就避免了“帶口信”的嫌疑。我開放後得知，他出去後電話果真打了，和我家屬說，我在號裏挺好的，和大家的關係都不錯，還當了號長，讓家裏放心。並且對我太太說，別人的（口信）電話都不打，也要給我（家）打。我的太太接到電話，聽到我的情況還不錯，感到一絲安慰。
偉哥犯的這點輕傷害，一般來說，是看守所裏最輕的在押人員了，像他這種類型的案件，沒有什麼社會影響，也就是看對方會不會息事寧人，所以一般來說，少賠錢就可能多判點刑，多賠點錢就會少判點刑，讓對方能心裏平衡了，也就行了。偉哥情願多賠點錢，最後他賠了兩萬元錢，所以隻判了半年的緩刑。
他是星期四那天宣判的，但如果按常例辦，一關一關的手續辦下來，可能又得等到下星期一。他的人際關係不錯，外麵自有人給他打點，各方都抓緊時間，星期五的下午他的喜信就下來了。管教通知他“收拾東西”。他也沒必要收拾什麼了，除了現在身上穿的，其它的東西，包括被褥、毛巾被、衣服--還都是名牌的呢--等等都送給了號裏的牢友。對我還要送一件著名品牌的Ｔ恤，可我的身材穿不了，我也不能要，讓他送給別人了。
那天恰是管教老李在樓道值班，按照看守所的慣例，他隻打開了大鐵門上的那個一米五高、不足四十厘米寬的門上門，放偉哥出去。嘴裏還說：“進一次看守所，這樣印象深刻些。”
偉哥不得不佝僂著身子鑽出門去。
臨出號，偉哥很優雅地衝同號們揮揮手說：“有緣的外麵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