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教授在計量經濟學方麵是世界最權威的學者之一。他對計量經濟學和動態經濟學的貢獻包括以下幾方麵內容：第一是耐用品的需求方麵，主要著作是《美國汽車需求：耐用消費品的研究》（北荷蘭出版公司，阿姆斯特丹，1957）；第二是用於測試計量經濟關係暫時穩定性的“鄒氏檢驗”，主要著作是《計量經濟學》（1960）；第三是微觀動力學方麵，主要著作是《技術變革和計算機需求》（見《美國經濟評論》，1967）；第四是宏觀動力學方麵，主要著作是《在國民收入決定過程中的乘數、加速數和流動性偏好》（見《經濟和統計研究》，1967）；第五是新動態優化技術下的動態分析和經濟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經濟動態分析和控製係統》（約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75）、《計量分析的控製方法》（約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81）、《經濟學動態：拉格朗日的優化方法》（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研究中國經濟鄒至莊教授是最早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海外學者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就把關注的目光聚焦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多次回國向中國政府提出改革建議。他曾就中國經濟學教育向中國國家教委提出有關建議。他曾任中國原國家體製改革委員會資深顧問，受到包括中國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前任總理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的多次接見並為他們提供經濟政策谘詢。
20多年來，鄒至莊頻頻回國，平均每年都回來兩三次，輾轉各地考察情況，與政府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平民百姓交談討論，在金融、貿易、農村、西部開放、人力資本等問題上都有了深入的研究。鄒至莊對兩岸三地經濟都十分關心，他曾是台灣中研院院士，為台灣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提出政策建議。由於對台灣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鄒至莊在海外被譽為“台灣經濟起飛設計師”之一。他探討中國經濟改革的著作《中國經濟》（1985）已被譯成中文，並且在我國廣為傳播。2002年鄒至莊教授又出版了中國經濟研究的新著《中國經濟轉型》。當2004年《認識中國》出版以後，弗裏德曼對該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鄒至莊出生於中國內地，在西方追求學術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在書中把自己的經驗一一透露，談來繪聲繪色，又對中國的曆史、現況進行考察，對未來有所預測，本書極具權威可信，卻不失淺白。”
鄒至莊對中國經濟及經濟學最大的貢獻，不僅是他自己的研究著述，更在於在改革開放以後把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首先帶入中國，並為中國經濟學界培養了很多人才。20世紀80年代，鄒至莊教授任“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委員會”美方委員會主席，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項目，促成了一批中國經濟學家接受西方經濟學培訓並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被譽為“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播種人”。1984年至1986年，在中國教育部（前國家教委）的指導下，他曾負責三年計劃，即在中國教授經濟學。他組織了三次經濟學培訓研討會，帶來一批美國學者，係統講授西方經濟學，可以說是對中國經濟學者的一次啟蒙。
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聯係，福特基金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和複旦大學舉辦了三屆“福特班”，每年有若幹來自歐美的著名經濟學家和在西方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經濟學精英人物前來執教，“福特班”實際上成了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搖籃，為中國經濟學的教學發展、為推動中外經濟學學者之間的交流開辟了一條重要渠道。鄒至莊愛才識才，熱心為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牽線搭橋。1983年，鄒至莊在武漢講學時，見到了楊小凱。鄒至莊驚喜於他的才華，很快為他聯係到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楊小凱於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世，他的遺孀吳小娟在回憶文章中寫到，當時由於楊小凱的政治背景，出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鄒至莊教授親自給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希望能夠給予幫助，此信後轉到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辦公室。在劉校長的協助下，楊小凱帶著僅有的30美元，一個人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有幸師從國際貿易方麵的頂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羅斯曼。在普林斯頓博士考試很難，鄒至莊常常打電話詢問楊小凱考試成績，給他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