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稅賦確實是連年增長，如淵還特地遣人仔細比對了朝中這幾年來各州上供、留州、送使之賬目明細，並沒有太大的出入，而如淵手下諸方禦史，這些日子來也都未敢停歇懈怠，奔走於各部院衙門及州縣之間，各類情弊案件倒也查出了不少”，勾龍如淵倒是沒有覺察到秦喜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事實上他第一次發現了這樣的情況之後，想法也跟現在秦喜幾乎一模一樣，甚至由於身居禦史中丞，職掌禦史諫院，反應隻怕較諸現在的秦喜還要更為激烈一些，是以他隻是搖了搖頭，苦笑著說道：“但若說虛報稅賦，中飽私囊這樣大的事情，如淵無能，倒是未曾有所發現。”
“如淵的話，倒是將老夫的胃口也吊起來了”，一直微笑不語的秦檜插話說道：“以如淵的為人，在老夫麵前，自不會虛言以對，隻是老夫自問對於國之稅賦了解之深，隻怕大宋上下也未有人能超過老夫，對於如淵適才所言，老夫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聽如淵的口氣，想是已經明白這個中緣由，不妨徑自道來，一解老夫心中所惑。”
秦檜在朝堂之上獨相十餘載，自前朝神宗皇帝元豐改製之後，罷撤有“計相”之稱的三司使，就以宰相兼領財政之事，要說起國家稅賦，隻怕就是當今的天子官家，也未必能夠比秦檜來得更加清楚明白。
“我大宋立國以來，國之財務諸策，便與前朝不同，雖說仍自是惟農為本，但卻未曾如前朝般一意裁抑商賈之屬，亦不曾視市利之舉為不善之途，是以我大宋商貿之繁盛，實為古今以來之所未有”，勾龍如淵也不推辭，搖頭說道：“如此固然造就了我大宋之歲入稅賦，實創前朝未有之盛，我大宋之富庶，或可稱獨步古今，然則若細論其根基所在，卻也與前朝不同!”
說到“富庶”二字之時，勾龍如淵語氣似是略微有些不同，隻是秦檜與秦喜卻也未曾多有留意。
勾龍如淵當世大儒，自小便自深受儒學薰陶，自命君子喻於義，從來都視那些市利之途為小人營生，並未曾多所涉獵，也就直至前些日子職責所係，這才詳加翻查了相關的賬目典藉，隻是他天生聰慧，雖是匆忙上陣，仍自頗有所得，也總算對於文人士子之間傳頌不已的大宋的富庶繁華，有了些不同的看法。
大宋鼎盛之際，每年稅入之多，確實也是有史可查的曆代之中，可以稱得上是絕無僅有的存在，縱使現在已然退守江南，隻據有半壁河山，版圖人口，均不可與昔時相提並論，然則經過這些年來的恢複與發展，每年國家歲入之稅賦，已然完全可以比擬強漢盛唐，而未有絲毫遜色。
隻是在勾龍如淵看來，這倒也未必就說明大宋國中，真的就這麼物富民豐，人人安享富足了，畢竟大宋稅賦之製與前朝不同，隋唐之際，國中稅賦與支出，都自是采行量入為出之製，以每年實際征收上來的稅賦財物的多寡來製訂來年的各項支出事宜，而稅賦卻是按照各種標準一早厘定的，這期間自不乏有因雨雪雷暴等天災，抑或是外敵入侵乃至宮中大興土木等人禍妄行加減的例子，但總體來說，總還有一定之規，也就直到後來唐德宗時楊炎行“兩稅製”之後，才一改前習，隻不過是時唐室經過安史之亂，聲威已大不如前，也算不得一個可以比擬的標準。
而宋之稅製，多承兩稅製而來，又有所變革，但兩稅製之量出以製入的精神，卻是盡數沿襲了下來，每年都是先根據前麵數個年度之稅賦收入與支出情況，再製訂出出今年應收稅賦總額，再將此根據各種標準分配給各地州縣，這原本也不失為一個使得賬目管理明晰的好辦法，隻是在勾龍如淵所翻閱的諸般典藉之中，卻往往發現朝中製訂稅賦標準之際，都自是以前幾年度之支出量寬而訂，每年稅賦不斷增加，更時常有些旁出之舉，如靖康之變前徽宗皇帝那令得大宋天怒人怨的“花石綱”之流，勞民傷財，糜費良多，雖說看起來大宋每年稅賦確是超邁漢唐，但這畢竟隻是根據朝中官員製訂的稅賦總額所征收上來的東西，與隋唐之際那等直接反映田畝人丁增減的稅賦之數，還是頗有不同，文人士子間曆來所認為的的那大宋之富，獨步古今，在勾龍如淵看來，恐怕個中還是不乏可以細加推敲之處。
隻是勾龍如淵心知自己對於這些事情終歸隻是一知半解，而且這些想頭不外是自己閉門造車所得出來的些許看法，終歸缺乏真正的依據，要真是碰到一個內行人，隻怕隨口扯出些賬目明細，就足以把自己唬得一愣一愣的，更不用說眼前正對著的，就是大宋第一內行的秦檜，他當然也自是不願意去班門弄斧。
“商賈不外盡皆逐利之徒，細枝末節處不妨物盡其用，卻絕不可見信，國之根本，仍在農桑”，秦喜倒是未曾再與勾龍如淵起爭執，微微沉吟道：“隻是本朝雖有王安石以新法蠱惑人君，欲借朝堂之力與民爭利，引來新黨舊黨爭執不休，然則南渡之後，幸賴天子官家英明，拔亂反正，這些年來已然盡棄新黨之學，商賈之流或有不少富甲一方，坐擁萬金，但在朝堂之上經世致用者，仍隻能是聖賢教化，天理流行，隻不過因為這些販夫走卒之輩，亦是大宋子民，對於稅賦一項，也不無裨益，是以才不曾嚴加管製而已，勾龍大人所言的‘根基’二字，未免有些過於危言聳聽了。更何況，這卻又與勾龍大人適才所說的問題有何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