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人誤會如淵的意思了，其實這也不過是如淵一些不成熟的想頭罷了”，勾龍如淵啞然失笑，他搖著頭，似也是在斟酌著話語，好半晌才開口說道：“朝堂之上的國是大政，固可由天子官家與宰執大臣商議而決，然則天下百姓物理人情之薰陶，卻是必自其平日待人接物，耳濡目染之處推及出去，絕不是朝堂之上一紙律令所能夠改變得了的!”
“我大宋自太祖皇帝陛下以來，去隋唐之宵禁，於力勸農桑之餘，也從未曾刻意打壓商賈之流，商賈之利，百倍於農耕，是以各城各郡之間，漸有人員聚集於城郡中心謀生討活，無人願長居於邊地之局麵，而種種經商之道，及原本商賈之輩方才秉持著的計較與謀算之念，亦是在我大宋百姓之中人人耳熟能詳，朝堂之上或可今日紹述先王，明朝又稱元祐奸黨，然則百姓日用平常，所思所想，卻不外是求得糊口之食，甚或如何令得生活蒸蒸日上，朝堂之上改弦更張，說來極難，行來卻又極易，而要扭轉人心之中這等改變，卻是道理之上極易，行來卻幾可謂近乎不可能的了!”
“這等人心教化之事，權且按下不提”，勾龍如淵是理學大宗楊時的門生，自不免時常存著天理人欲之思，現在一大番話出口之後，也知道自己剛剛自顧自的感慨，雖說跟方才的事情也不無關聯，但未免有些過於空泛了，是以把話轉了回來，說道：“隻是這些日子來，如淵因緣際會，接觸到這些個原先從未曾注意過的錢糧財帛諸項事務，才發現這商賈之行，雖則看來不過民間買賣，細枝末節，然則事實上卻早就已然滲入我大宋肌裏之中，乃至可謂已經悄然改變大宋上下運行之方方麵麵!“
“哦？”秦檜現在倒似乎是被勾龍如淵吊起了興趣，撫須沉吟道：“如淵此說，卻是頗為新穎別致，但不知如淵緣何做此論斷？!”
“秦相公果非尋常人”，勾龍如淵望著秦檜，卻是忽然之間感慨了一句，這才搖頭苦笑道：“在半月之前，如若有人在如淵麵前說出這等論斷，隻怕如淵要讓家人拿大棒子將他打將出去了!”
“也就是這些日子來，如淵看得多了”，勾龍如淵說著，卻是直至現在，都還很有些難以相信的模樣，歎著氣說道：“這才漸漸發現這商賈之行為，影響之流布，竟已然遍及我大宋物資調運、勞役發配等國之根基，以現今這等形勢而論，隻怕我等以聖賢詩書教化天下子民，倒是這大宋朝堂，不得不日益傾向以商賈之理而運作上下了!”
自傳說之中的上三代之實，中華文明曆來奉行以農為本，而力勸農桑，曆代治世之君臣，都認為隻有地裏頭種出來的，紡織上織出來的，眼睛可以看得見的東西，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產出，而在他們看來，商賈之輩，都隻是些逐利之徒，平日裏所做的東西，隻不過是將此地的東西，運往彼地，以誇耀珍異稀缺，來換取這個中不知道多少倍的差價，但究其根本，卻仍然隻是以物易物，根本就沒有增加生產出任何產物來，是以於國家實無半分裨易，這裏頭固然有著當時生活條件與生產水平的關係影響，然則卻也就是在這種極之樸素的觀念的影響下麵，自史有明載以來，商賈階層除了在春秋戰國之末及至漢武帝前期階段，有過一段黃金時段之外，就一直成為被統治階層所排斥的對象。而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斯後千年以還，無論朝代家國如何更迭，卻終歸還自是逃不出這一思維的影響，對於商賈之輩，始終抱持著一種戒慎恐懼的態度，就是起自草莽的大宋開國太祖皇帝，雖說並不禁商賈之事，卻也始終不過是將之視為些許細枝末節，並未曾真正多有重視。
然而商業的力量，一旦萌發出來，所將引發的連鎖反應，卻是如何估量也不過份的，更何況自漢末以來，天下離亂不休，隋唐雖將天下複歸一統，但隋不過二代而亡，唐室更是自中期起便複開始藩鎮割據，認真說起來，宋室雖無力收複幽燕之地，國中倒是要比以往那些朝代更要來得太平些，由是而大宋商貿之繁盛，實在是開古今未有之先河，這一方麵使得大宋之富，不但冠絕當代，亦可稱超邁古今，但另一方麵這些商賈經營，涉及到日用平常方方麵麵，也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整個大宋帝國由上自下的運作方法與思維方式，隻不過當是時幾乎所有人都自是身在局中，而不能自察罷了。
“勾龍大人的意思是說，朝堂之中那些賬目之上的軍糧皮革等諸般物用儲備，有大半都是虛的，都隻存在於賬目之上？!”秦喜聽勾龍如淵如此這般地說了半天，卻是聽到了這麼一句，不由得駭然問道：“誰敢這麼大膽？!這難道還不是貪墨？!勾龍大人，你……”
“秦大人且先別急”，勾龍如淵擺了擺手，苦笑道：“當日裏如淵也是如秦大人這般認為，然則詳查之下，卻又發現大謬不然!”
勾龍如淵盤查所得的那些物資儲備倒有大半倉儲是空的，當日勾龍如淵也是震驚莫名，以為發現一樁驚天大案，然則調來禦史台全部人手徹底清查之下，卻又發現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情，這些東西也沒有憑空消失，隻是有一大部份折成了銀錢，還有一小部分則被換成了其他五花八門的東西，如若真要按照賬目上的出支收入去算，這批倉儲非但沒有少，反倒是多了。
“這……這……”秦喜有些難以置信，正想說些什麼，卻是無意之間，眼角餘光處發現秦檜雖然仍是一副波瀾不驚的表情，但盯著正低頭思索的勾龍如淵的眼中，卻是驟然寒芒微閃，秦喜不由得心下一寒，原來口中的話說出口來，卻變成了一句沒有任何意味的感慨：“這真是咄咄怪事!”
“弄明白了來龍去脈之後，倒也不算是什麼怪事”，勾龍如淵苦笑道：“而且這一切還都合乎大宋律法，著實讓如淵頗為無奈!”
曆朝曆代的稅賦，都不是完全以銀錢收取的，哪怕是大宋立國，稅賦之上大多延襲前朝大唐楊炎所倡議之兩稅製而業，但本身亦難免有以征收實物米糧布帛等稅賦之製，更難免力役之施，而各地之間產物不一，標準不一，是以亦有以物折錢，以錢折役等多重算法。
而隨著大宋商貿之興盛，幾乎改變了整個帝國的運輸體係，由商賈經由自己的途徑運輸到京城販賣的貨物，所需成本竟往往比之官方途徑運輸的物品要少了許多，而相應的價錢也就便宜上了許多，而且在京都之中，所有貨物幾乎是無不齊備，無論是產自東北邊塞還是西南蠻族的東西，在這臨安城裏都能夠找得著，都能夠買得到，是以大宋那些個不缺乏經濟頭腦的官員們，並沒有讓那些個收上來的稅賦之物就這麼堆在倉庫裏麵，而是根據時令需求，不斷收入賣出，於中賺取了許多的差額，卻又能夠保持著倉儲賬目之上的總數不變，畢竟那些稅賦之物中，縱然是如米糧這般日用平常的東西，卻也總有隨著季節時日不同，而價格漲跌不定的時候，更有可能憑借著掌控著如許多的倉儲米糧，而操控臨安行在的糧價之類，勾龍如淵本就是一介書生，對於這樣的技倆實在是不甚了了，對著賬目著實看不出問題來之後，也就隻好不了了之了。
這其實已經涉及到一種商業思維上麵的轉換，甚至於可以說是關係到期貨、供求之類的後世經濟學上的命題，勾龍如淵雖說一代理學大宗，但卻是一向以君子自命，向來看不起商賈之輩的逐利之途，要他去明白這一些事情，著實有點強人所難了。如若是包大仁在此，擁有他的那奇異經曆，或許便不會對這商業興起所帶來的巨大變革性力量感到多麼奇怪。
隻是這些官員們畢竟隻是憑借著追逐利益的目的在進行著種種經營運作，卻缺乏後世那種一整套成熟的經濟理論來作為支撐，在朝堂之上一派對外和談氣像的氛圍下麵，對於作為國家根本的軍糧儲備之類的重要性，也並沒有什麼概念，在平日之中，這些官員們的此類行為，倒也不至於會造成什麼不便，畢竟臨安城中的物資豐腴可稱天下之最，隻要錢銀不曾短缺，真要是臨時碰到了什麼需求之物，直接便可以購買得到，大不了把賺來的錢貼進去些許也就是了，然則在這種宋金之間驟起大戰的非常時期，這個嚴重的問題卻也就立即暴露了出來，險些就這麼釀成了大禍。
“由於天子官家禦駕親征，那班職司軍械倉儲的官員們，倒還真都是不敢怠慢，以如淵這些時日來的所見所聞，這些官員們倒也已然算是拚盡了渾身解數，盡力周旋”，勾龍如淵向秦檜與秦喜擺著手苦笑道：“隻是這臨安行在之中雖說平日裏倒也算是百物糜集，無所不備，然則在這等大戰當前，兩線十餘萬軍中人咬馬嚼的情況下麵，倒也還真是頗有些捉襟見肘，單是這軍糧一項，這些時日來就已然險些使得這臨安城中的米糧一時水漲船高，那些官員們原本劃在賬上的銀錢諸物原本看上去還頗有盈餘，但越到後來，卻已然是明顯無法在這臨安城中支應調集到本來應該調拔的足額軍糧了!”
秦喜也不由得一時啞然，他也算得上是久曆政務，對於官場之上的這一套東西隻怕比勾龍如淵還要熟悉，隻是一時之間未曾想到這上麵去罷了，現下聽勾龍如淵把話說了開來，卻也明白這等情況絕非是勾龍如淵憑空臆造，而必然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的。
而且秦喜也聽明白了勾龍如淵還未曾點明的話外之意，這樣的舉動隻怕不隻是臨安行在之中這些位在中樞職掌錢糧的官員們獨有的行為，各路各府，相應掌控著各級各地物資銀錢的官員們，應該也早就已經是上行下效，一直在做著同樣的舉動。
畢竟大宋帝國的戰時後勤保障與供給體係，雖說自有他一整套的法度與規矩，然則這一次是天子官家禦駕親征，親臨戰陣，自然應當是傾舉國之力而支應前線，從中樞到地方，隻怕再沒有任何人敢在這等情況下麵還胡亂推諉搪塞，若隻是位於這臨安行在之中的中樞府庫出現了如方才勾龍如淵所說的那等問題，那也大可以從各路各地，就地征集物資軍糧，以中樞朝堂之上那些管理著倉儲府庫的官員們原本也就兼掌物資調運之職，以他們的經驗和手段，必然可以把這一切做得天衣無縫。
現在既然會出現如勾龍如淵所說的問題，那隻能證明這樣的情況並不僅僅出現於臨安行在這大宋中樞所在之地，而是大宋治下的各路各級庫儲之中，應當都有了同樣的問題，如果認真追查下去，隻怕各路各級的賬目，也都是賬目之上的價值總額未曾減少，卻都已然是銀錢雜項居多，而真正實打實的糧食倉儲，卻不知道還能剩下多少殘存。
商業的繁盛，所帶來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推動物資與銀錢之間流通的極劇加速，而大宋皇朝雖說不禁商賈，但一應稅賦與倉儲、收支等諸般體製，卻尤是按照著舊日前朝的諸項措施加以設定的，與整個社會之上急速流通著的勃勃生機相比，未免顯得如此地僵化不堪，那些由中樞而延至各路各級的財務官員們，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下麵，眼見自己手上握有著如此巨大的資源，又怎麼能夠忍受得住這般誘惑，而墨守成規，坐視著這等揮手可致萬金的機會白白流逝。
事實上如果整個大宋皇朝能夠如先前遼宋訂立和談之盟後那百年升平的情況之下，這些主掌財務的官員們的舉動，還真是不容易被人所覺察，甚至於被人所覺察，也挑不出什麼樣的錯處來，畢竟商業的發達所帶來的物資流動的便利，已經使得他們覺得隻要手上握有著足夠的資源，那他們隨時需要什麼東西，就可以把手上的這些資源很方便地交易成他們所需要的物資，根本不至於出現任何的虧空，而在這樣的交易與流通之中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就等若是他們憑空白賺的了。
這樣的一套體係自大宋開國以來，不知經過多少任主掌財務的官員們相互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已然成為大宋皇朝之中的一種潛規則，隻不過大宋自與遼國訂立亶淵之盟後，自此百餘年來遼宋之間都是相安無事，至於西北邊軍與西夏王國之間的爭鬥，則早就已然成為一種常態，一應支取，早已被納入了這些財務官員們的計算之中，亦不算是特出的事例，可以說是這套不成文的體係，都是依照著大宋皇朝常態運行下麵種種情況所設計的，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倒頗有暗合於後世經濟運作與風險投資之類的原理，如若大宋能夠一直處在這種升平無世的狀態之下，那麼這些官員們的舉動至多也不過是夠說一句損公肥私，倒也還稱不上是禍國殃民，畢竟他們的這等行為，實則也算得上是在大宋這等商業繁盛的條件之下，對有些太過恪於傳統的官方生態的一種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