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曼認為，如果必須給大學課程指定一個實用的目的，那就是訓練社會的良好成員。這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它的目的是適應世界。一方麵，大學課程不把它的目的局限於特定的專業，另一方麵，它也不培養英雄或激勵天才的人物。真正天才人物的著作不受寫作技巧的影響，英雄的頭腦不受規則的支配。
大學不是詩人或不朽作家的誕生地，不是某些學術流派的奠基人的誕生地，不是殖民地領導人的誕生地，也不是其他國的征服者的誕生地。大學不能保證培養出像亞裏士多德、牛頓、拿破侖、華盛頓、拉斐爾或莎士比亞那樣的名人，盡管在此之前大學內有這種性格的人。另一方麵，大學也不滿足於培養出評論家、科學家、實驗者、經濟學家或工程師，盡管大學裏也有這樣的人才。但是，大學訓練是達到一種偉大而又平凡目的的——旨在提高社會的思想格調，提高公眾的智力修養，純潔國民的情趣，為大眾的熱情提供真正的原則，為大眾的誌向提供確定的目標，擴展時代的思想內容並使這種思想處於清醒的狀態，推進政治權力的運用以及使個人生活之間的交往高尚。這種教育使他準備去勝任任何職務，去精通任何一門學科。這種教育告訴他如何去適應別人，如何去了解別人，如何與別人達成諒解，如何寬容別人。他能夠在任何社會安身，與任何階級都有共同的話題，他知道何時表達自己的思想，何時保持沉默，他能夠與人交談也能夠傾聽別人意見。
引導學生學會不能隻考慮自己的思想
布萊克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大四的學生。他認為，對自己的思維最有啟發的是發生在行為經濟學課上的一件事情。
那天，盡管來聽課的人不少，那位教授仍然在授課過程中穿插“課堂練習”，促使每位學生積極思考。此外，這種練習還另有目的。因為群體行為是該課程的一項專題，教授組織那次活動，真正目的在於幫助同學們更好地理解關於群體行為的抽象理論，他試圖啟發學生，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能隻考慮自己的思想，別人的思想對我們也有影響——有時是非常重要的影響。
在教授精心安排的那節課上，他先向學生們講解任何個人決定都包括協商、理解群體行為等重要內容。描述完理性行為理論後，他停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紙條。那是一張可以免費換取比薩餅的餐券。他說在座的某位同學可以得到它。
教授請班裏的每位同學在0~100之間任選一個數字，然後他要求算出這些數字的平均值。哪位同學選的數字最接近全班平均數的一半，就可以吃到那個免費的比薩。
於是，同學們就暫停了兩分鍾。大家都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和一個數字，然後傳送到最前麵。坐在第一排的同學算出這些數字的平均數，然後宣布結果。
布萊克認為，那是一次非常高效的學習經曆。當時，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得到那張比薩餅，應該猜50或者更小的數字。因為全班的平均數最高超不過100，所以猜50可能會取勝。但是他很快意識到：“周圍這麼多聰明人，肯定都在想著同樣的事。如果他們和我想的一樣，就會寫50。那麼，能贏得比薩餅的數字就應該是25。不過在我這麼想的時候，八成其他人也會想到。既然他們把數字往小裏猜，那我也應該那樣做。就這樣一直猜下去，到最後，就會猜最小數字為0。但這些猜測都有假設前提，即全班同學的思考過程接近；而且，大家都認為其他人的行為是理性的。”
最後，布萊克寫下了16。
坐在第一排的同學計算學生們的“群體反應”——所有數字的平均值。其他人都在討論每個人寫那個數字之前是怎麼想的。教授站在前麵，等著結果出來。兩分鍾後，那位同學宣布：“平均數為22。”有一位女生寫的數字是21，因此她猜對了。教授鄭重其事地將那張換取比薩的餐券送給她，大家都鼓起掌來，有幾個平常比較喜歡開玩笑的人甚至站起來為她鼓掌。
布萊克認為，這是一節令他難忘的課。除了學到經濟學領域中某些非常重要的原理，還學到了一些思維方麵的重要理論：不能隻考慮自己的思想。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羅伯特·斯蒂克·戈爾德教授指出：人們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一旦對一組資料進行了思考，則往往每次都會采用同樣的思路，這就是所謂的受條件限製的思考，這種受條件限製的思考對創造性思維極為不利。
怎樣擺脫這種條件的限製呢？戈爾德認為有兩個可行方法：或者是暫時地放棄；或者是開展討論。他說：“如果把某個問題擱置數天或數周再回到問題上來，原有的聯想或部分地被遺忘，或變得淡薄。我們常常得以從新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從而產生了新的設想。”他還說：“討論十分有助於突破固定了的陳舊思路，在給別人，特別是給一個不熟知本學科的人解釋問題的時候，必須闡明並詳述那些過去想當然接受的方麵，這樣就不能再采用熟悉的思路。常有這樣的情況，在作講解的時候，對方未發一語自己就想到了一個新念頭。”此外，“與同事或外行們討論問題，可能在下列某一方麵會有所裨益：別人可能提出有益的建議，雖然他很難直接指出擺脫困境的解決方法，……但由於有著不同的知識背景，他可能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問題，提出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