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人性論》在當時極不成功，但該書的寫作過程是異常艱辛的，幾乎使得年輕的休謨達到精神錯亂的地步。為了回複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謨決定暫時返回平凡生活。在《人性論》發表後，他很快便去看望母親和哥哥。
所幸，《人性論》的沉寂並沒有打倒休謨，他在鄉下很快便恢複過來，並繼續自己的研究。1742年，由於感覺《人性論》的失敗是由於寫法的緣故，休謨在愛丁堡重寫了《人性論》的前半部分，即《人類知性研究》。
1744年，休謨在出版《道德和政治論文集》一書後，申請擔任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和精神哲學係的教授，但被大學拒絕。
1745年，休謨應邀擔任安南戴爾侯爵的家庭教師，前後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休謨的職務和薄產也因此而有了顯著的改善。1746年，休謨又應邀成為聖·克萊爾將軍的遠征軍秘書，次年，他又做了這位改任英軍駐維也納和都靈宮廷使節的秘書。在休謨的一生中，這兩年是他惟一中斷研究的兩年。他愉快地度過了這兩年，並且獲得了足以自立的錢財。
休謨在都靈期間，其《人類知性研究》在家鄉愛丁堡出版。與《人性論》的“一片死寂”相比，該書獲得了一定的反響。
從意大利回到英國後，休謨發現米德爾頓的《自由探詢》一書備受關注，而自己再版的《道德與政治散文集》卻像以前一樣仍沒有受到多大歡迎，這使他感到十分羞辱。然而，這些挫折都沒有對他的研究和創作造成任何影響。
1749年，休謨再次回到鄉下，在哥哥家中住了兩年，此時，他的母親已經過世。在這兩年期間，休謨完成了《政論文集》和《道德原則研究》（即《人性論》重寫的另一部分）兩書的寫作。與此同時，休謨的第一本著作《人性論》逐漸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甚至需要再版才能滿足逐步增加的銷量需求。
1751年，休謨從鄉下回到城中居住。1752年，他在愛丁堡出版了《政論文集》。該書初版即獲成功，在國內外大受歡迎。同年，《道德原則研究》也一並出版。此書雖然最被休謨看好，但問世之後卻無人問津。
1752年，休謨被聘為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管理員。雖然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卻使他有了博覽群書的機會。於是，他製定了《英國史》的寫作計劃。
休謨認為，貫穿1700年的《英國史》取材廣泛，內容豐富，適合各種人群，應該會獲得成功，但s事實完全相反。該書第一卷即遭到了包括英國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以及一些教士和非國會派新教徒等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的一致譴責和非難。而且，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這些人的暴怒之後，這本書甚至被完全遺忘了。
《英國史》在一年中隻售出了45本，這種失敗是不言而喻的。這次，休謨的確開始灰心喪氣了。若不是當時爆發了英法戰爭，他很可能就此放棄研究和寫作，到鄉下隱居。但由於特殊的環境，休謨還是鼓起勇氣繼續這本鴻篇巨著的寫作。
此間，休謨還在倫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一書，以及一些小型作品。
1756年，《英國史》的第二卷開始出版。相比於第一卷，此卷為許多人所接受，銷量也有了顯著的增加。
1759年，休謨發表了《都鐸王朝史》。此書也招致了很多反對的聲音，但休謨並不理會這些，他繼續潛心於《英國史》的寫作。1761年，休謨完成並出版了《英國史》。此時，該書正逐漸被人們認可，銷量也有所回升。
通過多年的著書寫作，休謨在經濟上完全自立了，甚至可以說是富有了。此時，年屆五旬的休謨回到了故鄉蘇格蘭，打算在這裏平靜的度過餘生。
1763年，赫特福德伯爵再三邀請休謨陪同自己出使巴黎，休謨隻得應邀前往。不久，休謨便被任命為使館秘書。1765年，赫特福德伯爵被任命為愛爾蘭總督，離開了巴黎。休謨擔任了臨時代辦，直到年末裏奇蒙公爵到來。
1766年初，休謨從巴黎回到了愛丁堡，打算繼續過著自己的隱居生活，但又一次事與願違。1767年，康威先生邀請休謨擔任副國務大臣。因為康威先生的人品以及自己與赫特福德伯爵的友誼，休謨隻得再次應邀。
1769年，休謨回到愛丁堡時已經頗為富有了。雖然上了年紀，但身體也還健康。
1775年春，休謨患了腸胃病，由於最初沒有留意，這種病很快成為不治之症。1776年8月，休謨因胃癌在愛丁堡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