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在著作中寫道：“一般公認，國家的昌盛，黎民百姓的幸福，都同商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隻要私人經商和私有財產得到社會權力機構的較大保障，社會本身就會隨著私人商業的繁榮發達而相應強盛起來。”在休謨看來，人們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以利益為樞紐的，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運行。正義規則便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確立穩定的私有財產權，既是法律規則，也是經濟規則，如此才能促進商業的繁榮和國家的強盛。
休謨時期的古典經濟學
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的認識，是置於一個政治的製度和社會的結構之中來進行的。因此，古典經濟學不可能是就事論事地談論經濟事務，談國民財富的如何增長，談利益的如何分配，談貨幣的如何平衡，而是要對國家這個“政治動物”給予政治上的“解剖”，要探討政體與經濟繁榮的關係，等等。
西方經濟學的誕生、演變和發展，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自古希臘羅馬時期，經濟學的初步思想便已產生，不過所涉及的內容是非常有限的，僅局限於家庭事務管理方麵，它也並未取得區別於其他學科的獨立地位，甚至直到後來的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理想國》、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等的出現，也並未改變這一局麵。雖然他們在著作中都發表過關於分工、物品交換、貨幣、利息、稅收等“純”經濟學的概念，但在當時的思想家們眼中，經濟學依然是作為從屬於政治的一個關係到城邦治理的重要概念而加以研究考察的。
從一定程度上說，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形成，是在十七八世紀，以休謨的故鄉蘇格蘭的曆史學派所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出現為標誌的。但必須指出的是，諸多思想史學家們一致認為，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一種純正的經濟學，而是一種政治經濟學。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便不難發現，休謨的經濟思想與他的政治哲學，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休謨關於經濟方麵的理論研究和觀點，是摻雜在政治理論中的。即便是下麵我們要論及的純粹的經濟論，如《論商業》、《論貨幣》、《論利息》等，也是在《政治論叢》的書名之下問世的。休謨在《人性論》的“引論”中所開列的有關人性學的四門學科並沒有經濟學，顯然，它是包含在“研究結合在社會裏並且互相依存的人類”的“政治學”之內的。後人整理他的稿件時，也多將經濟方麵的稿件置於政治論中。
為什麼經濟學會作為政治學的統轄部分而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是偶然的，都是因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特殊性。
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是一種意義獨特的經濟體係。它既不同於希臘的家政學，也不同於在其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它對於經濟的看法超越了以前的就事論事的孤立方法，已經涉及到社會的經濟過程、生產、交換以及財富的本性等基本的經濟學問題。
特別是在蘇格蘭曆史學派那裏，“經濟”被放到了一個社會政治的廣闊背景下來加以分析和研究，“政治社會”成為了“經濟學”的出發點，從一個廣闊的政治社會的現實背景以及曆史的動態演變中考察一個社會的經濟過程和財富的本性。
在這種經濟體係的影響下，當時的英國思想家們如休謨、斯密等，就把有關社會的政治和法律製度視為他們理論中的核心內容，相比之下經濟事務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並沒有真正的從政治學中獨立出來呢？是否就意味著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在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並沒有比希臘的經濟理論格局強多少呢？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究竟它的獨立不依的地位與價值在哪裏呢？
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的認識，是置於一個政治的製度和社會的結構之中來進行的。因此，古典經濟學不可能是就事論事地談論經濟事務，談國民財富的如何增長，談利益的如何分配，談貨幣的如何平衡，談商業貿易的如何自由進行，而是要對國家這個“政治動物”給予政治上的“解剖”，要探討“政治學如何成為一門科學”，探討政體與經濟繁榮的關係，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等等。
所以，英國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對於經濟的考察與研究，存在著一個政治哲學的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典經濟學之所以稱之為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後來的狹義經濟學，這並不單純是詞語上的變化，或局部內容的不同，而是涉及一個對於經濟學的實質性認識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