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18世紀的經濟學家們所建立的這個全新而獨特的經濟學，客觀上說，也是由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
眾所周知，歐洲社會自16世紀起，便進入一個近代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隨之而來的便是，新興的市民階級迫切需要自己的經濟理論，以此表達他們對於國民財富、商品貿易、自由經濟和國家財政的觀點與主張。
於是，這就要求經濟學家們從狹隘的對於經濟行為的抽象考察中提升出來，站在一個宏觀的政治與法律的製度層麵上，以一種新的政治哲學為基礎，對新的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給予一種全新的解釋。
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主題的指導之下，以洛克、休謨、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展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路徑，他們研究的是整個經濟社會，除了各自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之外，他們更關注於經濟事務本身的分析。隨著理論研究的逐漸深入，很快，英國古典經濟學便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代表性的著作。
與斯密一樣，休謨也是一位經濟學家，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在曆史上並不怎樣重要和顯赫。但他的一些經濟學方麵的觀點和理論，仍然具有非凡的意義。他提出了一種考察經濟事務的方法，或者說，休謨通過他的論述建立起一種分析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的政治哲學。毋庸置疑，休謨是那個時代的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家。
正如18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家英格瑞姆所言，休謨的重要貢獻在於“他把經濟事實置入社會和政治的所有重大利益的關聯之中；他開辟了將曆史精神導入於這些事實的研究的路徑。”
休謨在他的《人性論》和其他的一係列有關經濟方麵的論述中，隱含著一個經濟哲學的方法論，或者說提供了一種考察他所謂“經濟社會”的政治哲學理論，這一點是他作為經濟學家最重要的方麵，但也是人們往往忽視的方麵。
對於休謨來說，“社會”具有著非常廣泛的含義，人們生活，實現各自的目標，需要與他人發生聯係，正是通過社會，人才能夠達到他的各種目標：教育、安全和經濟利益。
在休謨的思想中，社會首先指的是我們所謂的“經濟係統”或“經濟秩序”。當經濟獲得了政府或國家的保護與支持時，經濟秩序與政府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市民社會”或“政治社會”。
因此，我們對於休謨的經濟學理論，應該置於一個十分廣闊的視野，放在一個有關市民社會的經濟秩序和正義製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休謨的經濟學首先提出了一種理解國民經濟的方法，這種理解國民經濟的政治哲學的方法構成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如何看待社會，特別是他提出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社會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經濟活動，特別是商品貿易、貨幣流通、工資、利潤、利息等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與地位；如何看待人的欲望與滿足，看待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看待商品與市場經濟秩序，看待關稅額度、銀行信用和政府財政，等等，這些問題都與休謨的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有關，都涉及一個有關古典經濟學的政治哲學問題。
顯然，休謨對於這些經濟學問題的思考與分析，並不是為了得出一些純經濟學的結論，而是基於他所處的社會狀況，就人們關心的經濟問題提出回應。在他看來，這些都是他的社會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都對於解決當時英國正在發展著的市民社會的製度建設具有著普遍性的意義。
誠如他所言：“普遍性原理，不論看起來有多麼錯綜複雜，隻要立論精當，言之成理，必然在事物發展的總趨勢中始終流傳不衰，然而在個別場合下不起作用也是可能的；而密切關注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正是哲學家的天職。”
總之，休謨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在其為數不多的經濟理論中，主要涉及的具體方麵有商業、貨幣、利息、貿易平衡、賦稅，乃至人口稠密、社會信用等。這些經濟理論，正是構成休謨政治經濟學的不可或缺的經濟部分。
論商業
土地生產出的剩餘產物，可以用於滿足製造商品及繁榮文化的從業人員，也可以使一部分農業人口從耕作中脫離出來，從事其他的行業。所以，可以這樣說，任何國家用於超出維持基本生活的產品越多，就越強盛，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人可以極容易地轉入社會勞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