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的高速增加引起放債人數目的增加，導致利息率的降低。那麼，我們現在應該考慮商業的這樣發展控製在多大程度上才能夠降低利潤，進而導致利息下降。
商業中的低利潤與低利息，是彼此相互促進的，兩者都來源於商業的發展，產生了富商，進而使貨幣量有所增加。商人有了大筆的資本，不管這些資本是由少量的鑄幣還是由大量的鑄幣代表，都必然常常發生這種情況：當他們倦於經商，或者他的後代不喜歡或沒有才幹經商的時候，有很大一部分資本就自然地尋求一個常年的可靠的收入。
供應的增多必然使價格降低，結果使放債人接受低利息。這種考慮迫使許多人寧願把他們的資本留在商業中，滿足於低利潤，而不願把他們的貨幣按更低的利息貸放出去。另一方麵，當商業有了很大的擴展並且運用大量資本的時候，必然產生商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使商業利潤減少，同時也使商業本身規模擴大。商業中的利潤降低，使商人寧肯在離開商業，開始過清閑日子時接受低利息。
因而，研究低利息和低利潤這兩種情況中，究竟哪一個是原因，哪一個是結果，作用是不大的。兩者都是從大大擴展了的商業中產生的，並且彼此促進。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沒有誰會以低利潤為滿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潤的地方，也沒有人會以低利息為滿足。這樣大大擴展了商業資本，因此，它既降低利息又降低利潤；每當它降低利息的時候，總有利潤的相應降低來促進它，反之也是一樣。
因此，如果我們從這種因果關係的整體來考察，那麼利息就是國家狀況的真正晴雨表，低利息率就是人民興旺的標誌。低利息是工業發展的證明，它迅速傳遍全國，有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商業上的大失敗造成大量拋售貨物，說不定也會臨時引起同樣的結果，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不過這時一定伴隨發生窮人失業、民生凋敝的嚴重現象，再加上短期性，所以不可能把這兩種情況等同起來，混為一談。
曾有人斷言：貨幣多是利息低造成的原因，但是在這種見解的人看來是把伴隨結果當作原因了。同樣，由於生活日用品的增多和工業的發展，大量財富積聚在並非地主的人的手裏，從而使利息下降。
貨幣多和利息低，這兩種結果自然都是商業和工業的產物，但是，它們卻是彼此完全獨立的。因為確定其相互價值的是貨幣與各種商品之間的比例；還是按照上述假設，生活日用品一天天多起來，而流通中的貨幣並無變化。那麼，在這個民族中，少量的貨幣就能使人變成富翁，當然是在安居樂業的時代，而不是愚昧懶惰的時代。無論修建住宅，陪嫁女兒，購置地產，開設工廠，乃至養家糊口，添置家具，都隻要少量的貨幣就能辦到。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貨幣量的多少對利息是沒有多大影響的。但是由於人們出利息借貨幣，借的實際上就是勞動和商品，所以勞動儲備和商品儲備的多少，對於利息必定有重大影響。要是商業擴展到全球，那麼工業最發達的國家的確總是金山銀海。
所以說，低利息和貨幣多事實上幾乎是不可須臾分離的。盡管如此，但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卻經常要用到，隻有通過實踐來改進對這些問題的推理方法。
根據威加的記載，西班牙在發現西印度群島後，國內的利息率幾乎立即下降一半，從此以後，歐洲各國的利率也相繼逐步下跌。又如狄奧尼修卷二所載，在征服埃及之後，羅馬的利息從百分之六下降為百分之四。
麵對著這樣的史實，在征服國及其鄰邦，利息下降的原因好像是不同的，我們卻不能把這種結果理所當然地隻歸之於金銀的增加。
在征服國裏，當然可以設想，這批新獲得的錢幣會落入少數人之手，並攢成大宗的現金，謀求有保障的收入，與工商業大發展時相同的結果就接踵而至，放貸者的增加超過了借貸者，使利息下跌；如果那些獲得大筆現款的人，在國內找不到工業或商業，除了放債生息，再找不到別的辦法來使用自己的錢幣的話，那利息的下跌就越發快了。
相對而言，當新增加的金銀被吸收流通到全國之後超過收入大肆揮霍；地主一天天債台高築，暴發戶則坐吃山空內囊告罄；這樣，用不了多久，情況就又恢複原狀；這全部貨幣可能仍在國內，並且通過物價的上漲讓人感到它的存在；隻是不再積聚成大宗金額或庫存，借貸者與放貸者之間的比例失調還象先前一樣，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利息就會慢慢的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