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以上原理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歐洲國家在貿易方麵要設置障礙和關稅。那是因為貨幣一流通，就決不能超出它的均衡水準而大量積聚；或者唯恐喪失自己的貨幣，其實，它決不會低於均衡水準。
我們廢除了大量囤積貨幣的政策，接受了使用紙幣，同時采納了五花八門的發明設計；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隻會阻礙工業的發展，使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鄰邦都失掉在技藝和自然方麵的共同利益。
事物具有特殊性不能把對外國商品征收的各種關稅一律看作偏見或無用之舉。比方說，對德國亞麻織物征收關稅，就能鼓勵本國製造商，使從業人員和工業成倍地增加。由於征收關稅必須依靠政府的支持，把關稅加在外國商品上是比較方便的，在港口碼頭上是極容易攔截外國商品進行強製征課的。
不過，假如酒類進口稅降低三分之二，政府的收入無疑要比現在多得多，而我國人民也就普遍地都能喝上比較有益於健康的好酒，對於我們老是為之提心吊膽的貿易平衡問題，也就不會產生什麼偏見了。這樣，超出本國農業能力製造淡啤酒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讓少數人去經營就是了。酒類和穀物的運輸自然也不會成為主要問題。
如果國家失去了貿易、工業和人民，就不能指望保持其金銀，因為這些貴金屬總是要同前麵這些有利條件保持一定的比例。隻要政治中心有變動，隻要在遠方還維持著開支浩大的軍隊，隻要巨額的資金還掌握在外國人手裏，這些因素自然會造成硬幣的減少。一般說來，最終會伴隨發生人口和工業的轉移。不過即使這些情況依然如故，貨幣的外流卻不會繼續下去，它總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設法回流。
多少年來，一直有一股公開而明顯的潮流，使歐洲的貨幣流向羅馬，可是這些錢又通過許多隱秘而看不見的渠道從羅馬流走：由於缺乏工商業，羅馬教皇領地如今已成為全意大利最窮的地方。
總之，一個國家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愛護其人民，保護其工業。既然保護工業、愛護其人民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做的事務，那麼，它就不必為貨幣而擔驚受怕，從而可以依賴政府的信用度。
論賦稅
人們最不易覺察加到消費品上的捐稅，尤其是奢侈品上的捐稅。在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交納這類捐稅是自願的，因為一個人在使用上稅的商品時可以量力而行有所選擇，捐稅就在無形中一點一滴地被交納了。
長期以來，在論者中流行著這樣一條準則：每增添一種捐稅會使國民產生一種新的能力采承擔，隨著社會負擔的每一次增加，人民的吃苦耐勞精神也會相應增長。正因為這條準則其真實性不能完全肯定，所以很容易被人濫改，然而必須承認：如果單從一定範圍來講，無論從道理以及經驗上來看，都是有所根據的。
倘若，對黎民百姓的日常用品征收捐稅，我想，可能有三種結果：一是，窮人不是節衣縮食。二是，提高工資，以使課稅負擔完全轉嫁到富豪頭上。三是，窮人提高其生產積極性，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水平。
大多數商業國並不總是具備幅員遼闊的肥土沃壤，相反地，它們一直是在不利的自然條件下慘淡經營。推羅、雅典、迦太基、羅德斯、熱那亞、威尼斯、荷蘭等都是這方麵的有力例證。
在所有曆史進程中，地大物博的貿易國中隻有尼日蘭（荷蘭）、英國和法國。尼日蘭（荷蘭）和英國似乎一直致力於發展自己的海上優勢，認為隻有經常出入外國港埠才能獲得本國的自然條件所不能出產的貨物。至於法國，貿易發展很晚，看來象是一個機靈而又有事業心的民族，注意到了航海及商業發達的鄰國發了財，經過思索和觀察，才決計效仿的。
曾經有人認為，不利的自然條件可以被認為有利於促進勞動積極性。威廉·譚普爾爵土把荷蘭人的勤勞完全歸因於他們的不利自然條件的逼迫，為了進一步論證自己的觀點，作者列舉了那些古今商業十分繁榮的地區，如所公認，那些地方都是蕞爾小邦，因而促使人們必需勤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