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赫岑遜先生根本沒有考慮到，要讓每個人按照各自的財產情況捐獻一筆錢，贖回我們的國家，這對於一下子預付上述捐款的相應部分是很難做得到的。更何況商業上的貨幣和證券財產呢？
結果很明顯，整個負擔完全落在土地宅邸等有形財產上，這看來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不平等壓迫。
雖然這一設想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得以實現，但是當國家財政窘困萬狀時，有些謀士提出種種方案來解決債務問題時，應急時也是可以使用一些的。不過到那時，社會信用也許就會脆弱得不堪一擊，甚至葬送在一些“庸醫”手中。
國家失信有可能是戰爭、挫折、天災，甚至征服和勝利引起的結果。
不得不認識，君主們以及國與國之間經常為債務基金或國家抵押大動幹戈，要是君主們對於君和國都十分有用的生命財產尚且毫不憐惜，怎麼可能過分要求他們肯用自己及社稷都有害的財產呢？
假設國家現金已經耗謁，或者國家麵臨著入侵的威脅，在這種局麵下君主或大臣手中掌握著安邦定國的妙策而不使用，那將是十足的愚蠢。到那時，已經發行和抵押出去的公債會帶來數額巨大的收入，這筆收入足以保證國家安全。
但是，如果在燃眉之急挪用了這筆錢款，也許可以馬上歸還，那麼，也許經此一擊，那本以破敗不堪的整個組織就會順刻瓦解，斷送成千上萬人的生計，我把這種情況稱之為社會信用的自然毀滅，是一種自然的法則，無法用任何方式改變。
大多數人都存在聽憑擺布、甘受愚弄的天性，盡管這樣的天性會像英國無償破產一樣，可是過不久就會使社會信用象過去那樣興旺發達。人們一般總是相信眼見為實的東西，至於可望而不可及的東西，不管怎樣言之鑿鑿，總是不大信任的。雖然如此，那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的承諾保證，配以眼前利益的誘餌，對他們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強大影響。
自古有之，人類經常會落入同樣層出不窮的圈套受騙上當，而且卻仍然執迷不悟。鼓吹愛國，籠絡人心，一向為僭主篡權大開方便之門；阿諛奉承，總是包藏著背信棄義的禍心；常備軍隊，無非給獨裁政府提供支持；讚美上帝，不外使教士們坐收世俗之利。唯恐社會信用遭受破壞後，從此一蹶不振，這種擔心實在是杞人憂天，大可不必的。事實上，凡是深謀遠慮的人，一旦對舊債采取一筆勾銷統統抹掉之後，反倒比現在更願借錢給國家。
塔西陀的《曆史》裏的那種見解，對本文完全適用。就像糊塗人換得大量金錢，而在明智的人看來，有損於國家所能獲得的一切全是空的。國家欠債，誰也無法強迫它償還。債權人所能控製它的惟一有利辦法，就是設法維護其信用，不過這種有利，極容易因為債務過巨，以及出現一種異乎尋常的、甚至連這種信用本身也無力挽回其困境，而被壓倒。就像一些國家不得不采取種種非常措施，而這種措施對自己國家也是不利的。
上麵論述的兩種情況還不是災難性的浩劫，而隻是數千人作出犧牲，以確保億萬人的安全。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考慮到這樣一種危險，用億萬人來喚取數千人的一時苟安，是否值得？
民眾政府也許會認為，讓一位大臣無償破產是一種鋌而走險的做法。上院的議員都是地主，下院的議員基本上也是地主，因此，可以說這些人都沒有大量公債券財產；然而，也許是由於下院的議員們同地主們的聯係太密切，所以人們認為，他們信守不渝地堅持的是社會承諾，而不是謹慎、策略，甚或正義，嚴格地說，即不從實際需要出發。
對於歐洲的勢力均衡，從祖父等、父輩至今，都認為太過平衡了，要是不加以協助或關心就不能長久的維持。可是到了我們的下一代，由於對鬥爭感到厭倦，同時也為債權所束縛，也許會袖手旁觀，坐視鄰國受壓迫、被征服，直到他們自己最終也和他們的債務人一道聽憑征服者的擺布我們通常稱之為社會信用的橫死。
以上這種情況，看來離現今之世不會太久遠，而且應該說就在孕育中，人類用理智，不等它露頭就能一眼識破。
古人認為，要想獲得先見之明的天賦，就必須具有敬神的精神，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必須正視社會信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利用它管理國家事務，發揮社會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