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隻有以更大的熱情，如饑似渴地學習、學習、再學習，才能使自己豐富和深刻起來，才能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整體素質，以便更好地投身到工作和事業中。
根據清華大學的一項調查，半數的勞工技能在1至5年內就會變得一無所用，而以前這段技能的淘汰期是7至14年。特別是在工程界，畢業10年後所學還能派上用場的不足1/4。一個學生在學校所學而知識能應用在工作中的隻有其3%。
因此，學習已變成隨時隨地的必要選擇。
清華人認為：年輕時，究竟懂得多少並不重要，隻要懂得學習，就會獲得足夠的知識。
“用學習創造利潤”——這已被管理學界和企業界公認為當今和未來用以取勝的策略。
生活中的清華學者大都平易近人，樸素溫和。其人格的魅力全在於思想的睿智。他們以無聲的行動，如春風化雨一般在影響著每一位清華學子，讓你明白做人的“品”。然而在學術的問題上，他們卻全然不是這樣。一絲不鉕，言不輕出，出必有據；寓高明於樸素之中，寄深意於平淡之外。這是他們對學術的追求，也是一種歸真返璞的境界。得聆教誨於長者，懂得治學之“道”，是每一位清華學子的心願。而每一位學者也都希望將自己的思想觀點、學術經驗傳播開來；偶遇後學得其精華，則可承其衣缽，光大學術。所以，除了講課外，最能加強師生交流的途徑便是舉辦講座了。各種各樣的講座，名家薈萃，尤能反映清華的特點與精神，伴隨各式講座，也有了許多的軼事逸聞，構成了獨具清華特色的風景。
拓寬知識麵
清華大學的學者指出：學習的途徑是很多的，一個人可以從書本中學習，也可以向別人學習，還可以向社會、向生活、向實踐學習。總之，隻要能夠獲得有益的知識，提高我們的工作能力，什麼途徑都可以。
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對21世紀的人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學理工科的人，要準確表達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必須具備相當的文學功底和了解必要的文學知識；學文科的人，也要熟悉網絡、計算機操作等基本知識，其實，“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的觀點，早在80多年前，就被蔡元培先生提出來了。1919年，蔡元培提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他指出，許我我專門學者，不明了科學發展的趨勢，不明白各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至存在“專己守殘之陋見”，如“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百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屬，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是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他主張要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主張學生文理兼飛，學文科者，不可不廉飛理科之某種，如學史學的，兼學地質學，學哲學的須兼飛生物學等；而學理科的，不可不兼飛文科的某些門，如哲學史、文明史之類。理科的假定，緊緊的連接哲學；文科的哲學也與自然科學分不開。各乎之間都有連係，沒有孤獨立於其他學科之外的學科。所以我們在主攻一科的同時，也要對其他學科有所涉獵。
各門學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
佩魯茨在獲得維也納大學的學位之後，原打算去英國劍橋大學，跟隨因發現維生素而獲得1929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的霍普金斯教授，攻讀研究生。沒想到他在維也納大學的女導師霍金奇教授（196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由於看到了胃蛋白酶的X射線衍射照片而異常激動，當即決定把自己的學生佩魯茨送到和自己研究課題相同的劍橋大學的研究室。當時佩魯茨曾想以不懂X射線衍射結晶學為理由推辭這個決定，可是恩師的意見不可抗拒，他隻好勉強從命了。
1937年，佩魯茨在劍橋大學開始了確定血紅蛋白構造的研究。那時，對X射線衍射圖形作結晶分析用的是手搖計算機，即使是最小的分子的X射線衍射圖形，結晶分析也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何況血紅蛋白分子的大小是當時已知分子的100倍以上。當時誰都認為佩魯茨的研究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何況，他是以一位X射線結晶學的門外漢身份確立這個研究課題的。
為了減輕研究大分子結構的體力強度，使研究血紅蛋白構造成為可能，佩魯茨和肯德魯（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共同開發了重原子或同晶替換技術（即把重金屬原子如示或金結合到所研究的分子中，這就改變了衍射構型，從而較容易地計算出分子中的原子的位置）。用這種技術，佩魯茨獲得了肌紅蛋白的立體結構圖。
1958年，佩魯茨在經曆了24年的艱苦研究之後，終於測定了血紅蛋白的分子立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