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慈利特曾經說過：“書籍蜿蜒伸入我們的心靈，詩人的詩句在我們的血流裏舒緩地滑行。我們年輕時誦讀它們，年老時仍然銘記它們。我們讀到他人遭遇，卻感到身臨其境。書籍到處可得，而且價廉物美。我們就像呼吸空氣中的氧一樣吸收書中的營養。”
人生的世界，大抵說來，不外乎是思想的世界。因此，最優秀的書藉是一種由高貴的語言和閃光的思想所構成的財富，為人類所銘記，所珍惜，是我們永恒的伴侶和慰藉。
哈慈利特的校友菲力蒲·西登尼爵士曾經說過：“與高貴的思想為伍的人，是決不會孤獨的。”聖潔純真的思想在邪念誘人的時候，可以像仁慈的天使一樣純化、保護人的靈魂，使其免於墮落。它孕育著行動的胚芽，因為高貴的思想幾乎總是激發起高尚的行為。所以，能經常與好書為友的人，其思想也是高尚的。
書具有不配的性質，是最能持久的人類勞動產品。神廟、巨塑終歸要腐朽剝落，可書卻與世長存。偉大的思想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衰老，它們在今天看來，仍然同它們幾百年前在作者的思想胚胎中蠕動一樣新鮮。當時所談及、思想的東西，至今仍然有聲有色地躍於紙上，約我們啟示。
在清華，你最能體驗到人對書那種真摯喜愛的感情，在這裏我隻舉吳晗和張蔭麟為例子來說明。
吳晗和張蔭麟並非藏書家，但都嗜書如命。張蔭麟讀書時限於財力，收藏的書不多，到清華教書時，才能有一點餘錢收買舊書。開頭裝不滿一個書架，慢慢的有好幾排書架了。到離開北平前，他的小書房書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書，進出都得當心，不是碰著頭，就是踩著書。吳晗青年時在北平單身一人，家庭負擔重，經濟也很緊張。過節時，常以遊廠甸書攤為樂趣，買些中意的便宜書。他心愛的《碧血錄》一書就是在廠甸書攤上買來的。他常常為了買一部書，而去寫稿賣錢。
一九三七年春天，吳晗、張蔭麟一起隨清華大學西北旅行團到長安、洛陽、開封旅行。在開封，吳晗購得一本《中興小記》，張蔭麟一見非常高興，提出要用四部叢刊本明清人文集十本對換，吳晗看著張蔭麟愛不忍釋的樣子，隻好勉強答應。可是回到北京，張蔭麟又舍不得把明清人文集給吳晗了。吳晗如約去“計賬”，張蔭麟在自己的書架上，這邊摸摸，那邊看看，都有些舍不得，最後隻拿出錢牧齋《初學集》、《有學集》兩種給了吳晗。
“七七”事實後，張蔭麟眼看華北危在旦夕，那些日子，他總是歎聲歎氣。後來他決計離開北平，並且不帶一本書。臨走時，他對吳晗說，你要的書都盡量搬吧！能出去的就寄出去。甚至連他已寫好的十章長編書稿，也沒有帶走，便隻身南下到天目山浙江大學去任教了。四十多天後，吳晗也南下到昆明。張蔭麟的書，吳晗自然無能力替他帶走，但十章長編書稿，由吳晗帶到了昆明。他知道這是張蔭麟的心血。吳晗在昆明還將長編的成稿部分，加以整理、謄錄。
錢鍾書——讀破萬卷書
在30年代的清華園，學生時代的錢鍾收就立誌要“橫掃清華圖書”，即把清華圖書館130多萬冊藏書從A字第一號開始通覽一過，有的還要作批注；又如說他上課從來不作筆記，還瀏覽其他書刊，可是一到考試，隻要略加複習，他便可考出優異成績。
錢鍾書清華讀4年，共讀了33門課程，29門必修，4門選修，包括英文、法文、倫理學、西洋通史、古代文學、戲劇、文學批評、莎士比亞、拉丁文、文字學、美術史等。
錢鍾書的成績，當時在文學院和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1991《家庭》上刊發了署名徐泓的文章《超塵脫俗的錢鍾書伉儷》介紹了錢鍾書先生對書的情有獨鍾：
第一次走進錢宅，隻覺滿室書香。他們的客廳與書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間都被書櫃書桌占據著，兩張老式的單人沙發擠在一隅，權且待客。簡樸的房間裏最醒目的是大小書櫃裏站滿的書籍：中文與外文、古黃與現代雜陳，顯示著主人中西文化的貫通。《圍城》的英、俄、德、日文譯本也在其中。
除了書櫃，屋裏必不可少的還有書桌。一橫一豎兩張舊書桌，大的麵西，是錢鍾書的；小的臨窗向南的，是楊絳的。
錢鍾書先生家裏擺著這麼多書，絕不是撐門麵和擺樣子，而是錢先生潛心研究學問的需要。錢先生的學問有多大？
學術界公認，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談藝錄》、《管錐篇》，使中國的文學研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內容的豐富（涵蓋古今）和方法的新穎（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寫就的小說《圍城》，重新在文壇上獲得應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應求，海外學者甚至稱此書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
楊絳曾稱錢老為“書癡”，其實夫婦倆人均嗜書如命。記得楊絳在那本《幹校六記》中有這樣一段：有一次她指著菜園裏玉米秸搭蓋的窩棚問錢鍾書：“給咱們這樣一個窩棚住行嗎？”錢認真地想了一下說：“沒有書。”楊絳感概地寫道：“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舍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