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錢鍾書先生去世前，他們一直在孜孜讀書，樂此不疲。新的、舊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隻要手中有點外彙，他們就張羅著買書，國外出版社的稿酬，他們一般不取現金，而是開出書單子，請對方實物支付。錢先生在學術的成就與他喜歡讀書是分不開的。錢先生與書，猶如魚得到了水，其愛書如此。怎能不成就巨大呢？
腹有詩書氣自華
腹有詩書氣自華。一個人的學問達到了一定水症，可以從他的外表，從他的行動、做事中體現出來。原因就在於他們“腹內”的“詩書”。詩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演算使人思維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總之，讀書可以改變人的性格——培話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個人的思想、品格、氣度與他的學問有很大關係。
錢鍾書的謙遜幽默
錢鍾書是非常謙遜、善於自嘲的。他在日本演講時的開場白中講道：
到日本來講學，是很大膽的舉動。就算一個中國學者來講他的本國學問，他雖然不必通身是膽，也得有鬥大的膽。理由很明白簡單。日本對中國文化各方麵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認的；通曉日語的中國學者也滿心欽佩和虛心采用你們的成虹，深知要講一些值得向各位請教的新鮮東西，實在不是輕易的事。我是日語的文盲，麵對著貴國“漢學”或“支那學”的豐富寶庫，就像一個既不懂號碼鎖、又沒有開撬工具的窮光棍，瞧著大保險箱，隻好眼睜睜地發愣。但是，盲目無知往往是勇氣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慣語，說“他發明了雨傘”。據說有那麼一個窮鄉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丐小雨來了，他湊巧拿著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撐了布，遮住頭頂，居然到家沒有淋得像落湯雞。他自我欣賞之餘，也覺得對人類作出了貢獻，應該公諸於世。他風聞城裏有一個“發明品專利局”，就興衝衝拿棍連布，趕進城去，到那局裏報告和表演他的新發明。局裏的職員聽他說明來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傘來，讓他看個仔細。我今天就仿佛那個上注冊局的鄉下佬，孤陋寡聞，沒見識過雨傘。不過，在找不到屋簷下去借躲雨點的時候，棒撐著布也不失為自力應急的一種有效辦法。
有學問者的自潮方式也真是與眾不同。錢鍾書先生學識淵博、通曉數門外語，他卻謙稱自己不懂日語，對日本的“漢學”知之不多，這就更顯出了在學問家的高深莫測，令人讚歎與佩服。
梅貽琦從容、幽默
梅貽琦的慢、穩以及他的沉默寡言，並非是因為他不善於表達自己，在一些公眾場合中，他表現得非常善於辭令，語多幽默，常常能使會場大笑，富有生氣。在幽默逗笑時，他也成為詼嘲的對象。
《清華校友通訊》複第15期載有謝冰心寫的《關於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關於她和她的老伴吳文藻（清華教授，著名的社會學家，清華1923級畢業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貽琦。吳文藻的書桌上放著冰心的照片。冰心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是一件擺設？”吳文藻笑著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吳文藻去上課，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換進鏡框裏。幾天之後，吳也未發現。冰心問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誰？”吳文藻才笑著把相片換下來。冰心有一次對梅貽琦說起她的這位“傻姑爺”以取笑梅校長。她說：“傻姑爺到家，說起來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梅貽琦隨即應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為清華的教育辯解。
關於梅貽琦的幽默，在清華人中多有傳聞。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女士曾回憶關於梅貽琦的一則趣聞，說在梅之前“清華的學生和老師趕校長、趕教授是常見的事，校長在任的時間都不長。從1911年清華學堂開辦進起，大約換了十餘任校長，有的隻做了幾個月，有的還沒上任就被抵製了。有人問月涵：‘怎麼你做了這麼些年？’他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願意倒梅（黴）’”
梅貽琦是具備領袖氣質的人，遇事沉著鎮定，從從容容。陳岱孫先生回憶說，昆明西南聯大時期，在躲避空襲時，梅貽琦和師生們一們，出聯大校舍的北門，在北門小山上，席地坐於亂墳之間。在飛機飛到臨頭時，他又和師生們一起跳入亂墳裏事前挖好的壕溝中，仰察炸彈的投向。“這一鎮定、堅毅、平等、同艱的行為在西南聯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貽琦雖然不算是窮人，但在生活上卻非常節儉。清華大學研究梅貽琦的專家黃延複先生說：“一個人在私生活上做到節儉並不難，但並不是一切節儉都能發展成為廉潔奉公，更不等於可以構成一種感人的美德。而梅貽琦先生在這幾方麵的表現，都受到校友們一致高度稱道和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