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個人生活的節儉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負擔重，為緩解家庭生活拮據狀況和資助弟弟妹妹上學讀書，他30歲之後才結婚成家。婚後仍一如既往的儉樸，每月收支連買一個小物件也在賬本上記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聯大期間，身為名大學校長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有時吃上一頓菠菜豆腐湯，全家就很滿意了。”他的太太為幫助他解決家庭生計問題，做過圍巾穗子，做過糕點，並取名“定勝糕”（即抗戰一定勝利之意），挎著籃子去賣。還曾擺過地攤，賣掉破舊衣服雜品以解決飯資。兒子的眼鏡丟失了卻沒有錢再配一副新。他一生兩袖清風，雖掌握著巨額的清華基金，但個人卻沒什麼積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醫療費用、去世後的殯葬費都是由他的學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貽琦為政，始終遵守一個“廉”字。他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時，堅持一切從儉。冬天全樓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個大火爐，他將司機和燒爐工合並成一人，而他本人則常常下地窖去從爐子裏掏出有用的煤渣，以節省公安有的開支。他任校長後，住進清華園甲所（校長住宅），他首先放棄校長的特權：家裏的工人自己付工資，電話費自己付，不要學校供應的兩噸煤。款額雖小，但他認為，“這是觀念和製度的問題”。50年代，他到台灣創辦新竹清華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灣新竹清竹清華大學的前身），為節約經費，他的辦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終不肯買一套沙發。他說：“清華有點錢，要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房子要堅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先生是個高尚的人，一生做了很多有價值的事，其不屈不撓，不驕不躁的品格，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朱自清女子淡泊寧折不彎
朱自清一生過著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父親含辛茹苦供他求學，在中學教書時，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個鄉下土佬”。到清華任教後，情況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共銷重，他的生活仍不富餘。抗戰期間，他的日子更難，所穿的衣服幾乎不成樣子。1942年冬，昆明異常寒冷，他既沒有大衣，也沒有錢縫製棉袍，隻好買了一件趕馬人披的氈披風，出門時披在身上，睡覺時當褥子鋪。每天早晨，他就披著這件東西從所住的鄉下趕到學校去上課。樣子太別致，引起街上許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闊步，自有風趣。在不少當年聯大學子的回憶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這件披風，煞是聯大的一道風景線。
朱自清雖窮，卻窮得極有誌氣，表現出錚錚鐵骨般的硬漢風格。國民黨政府曾多次請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顧；當局要人親自登門拜訪，他避而不見；達官貴人請他吃飯，他把自己反鎖在屋子裏，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寫“壽序”，出價三千元，他拒而不寫……。因為勞累和貧困，到抗戰結束時，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帶頭在反饑餓、反內戰宣言上簽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無錢醫治，吳晗送來一份聲明給他看，聲明中說：
“為反對美國之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德和美在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之汙蔑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之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資，無論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配給證，特此聲明。”
朱自清毫不猶豫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寧可餓死也不購買美國人的麵粉，表現崇高的節操，為世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梅貽琦謙遜廉潔
梅貽琦廉潔、節儉，但並不吝嗇。就他自己，從不因為生活清苦，用積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經常從自己工資中支付各種名目的捐助，從創辦義務教育到賑難賑災，從救濟困難師生員工到營救被捕學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許多事例，至今仍鮮為人知。於公，他並不因為節儉而舍不得花錢，他隻是主張應該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所以，人們說他“是儉，不是吝，為公家辦事是要錢花得經濟、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積極的儉，才夠上德。”“他長母校幾十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汙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為。隻這一點，已足可為萬世師表。”
抗戰期間（1940年），清華在昆明的校友為他舉行了一個“服務母校二十五年公祝會”，會上會下，校友們出於感念他對母校所作無私奉獻的至誠，說了很多表揚誇獎的話。就連一向以“高傲不遜”、從不輕易頌人的劉文典教授，也情不自禁地賦長歌以頌之。當臨到梅貽致答詞的時候，他則侃侃地說了如下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