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的名字，在中國近代音樂家的行列裏，占有重要的位置。當然，語言學（特別是音韻學）與音樂藝術本來就是一對孿生姐妹。但趙元任在音樂方麵的成就與他在這方麵所投下的心力分不開。他曾有過一個愛好音樂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江南昆曲名票，使得他自幼就受到音樂環境的熏陶；在美國留學期間，他一直沒有間斷過對音樂的鑽研。回國任教或任職期間，音樂活動占去他大部分業餘時間。據有人回憶，他經常一個人躲在室內埋頭作歌。他室內除各種樂器外，還有一套特製的木魚，可以奏出樂曲；他曾發起組織過琴韻歌聲會。一九三六年，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製的（自作自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為人喜愛。
人需要真正的學識
這個世上的東西，無論感情、人格，還是學知、氣度以及做事的方式，都需要一個“真”字。沒有真正的東西，就不會有真正的回報，尤其是做學問，你沒有真正的學識，隻能迷惑別人一時，最終還是會被現實所拋棄的。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裏，真正地追求學問，真正有學識才能保持真正本色，才會博得他人的敬仰和尊重。做起事來，才會得心應手，遊刃有餘。
隻有真的學問，才會為人所敬仰，如果沒有博大的學識，文憑決有博大的學識，文憑是不能代表一個人真正的學識水平的。
陳寅恪（1890—1969年）出生於一個官宦兼書第門第。祖父陳寶箴（字右銘），官至湖南巡撫，支持“戊戌變法”，因主持湖南維新失敗被革職。父親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清末著名詩人，與譚嗣同、陶謙、吳保初一起被稱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詩》，曾是“新江西派”首領，亦為“戊戌變法”維新黨人。
真正的學識可以為你贏得聲譽和機會。1925年，清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院，已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啟超介紹陳寅恪，梁啟超推薦陳作國學研究院導師，當時的校長曹雲祥尚未聽說過陳寅恪，問梁：“陳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啟超提出了柏林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曹雲祥聽後才決定聘他來校任導師。
真學問，到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為人所尊敬。當時清華學校還聘了另一位著名學者趙元任做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其時趙正在哈佛大學任教，哈佛要趙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陳寅恪，並許以高薪。趙元任寫信征求陳的意見，陳回信說：“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隻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
陳寅恪一到清華園，便顯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學風範。他的學生許世臻在《敬悼陳寅恪老師》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國十九年……寅恪師為中文係與曆史係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學研究所、中文係和曆史學係開課。他在史學研究所所開的課程是魏、晉、南北朝史專題和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這兩課是隔一年開一次。中國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文學係開的課就多了，計有：佛經文學、禪宗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元白詩研究、歐陽修研究等。……寅恪師身體一向衰弱，學校當局特別尊敬他，他的課永遠排在上午二、三兩節（9時至11時，所以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有資格去選修。……寅恪師講課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的同學以外，北大的同學也從城裏坐四五十分鍾的汽車趕到清華園課。因為陳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禮聘去兼教幾個鍾頭，北大的學生不願失去名師的教誨，隻有不惜跋涉的辛勞來學了。寅恪師學問淵博而精湛，有許多的教授也經常來旁聽，清華園中的人凡有疑難不能解的問題（屬於文學和史學的），都向他請教，他一定會給質疑的一個滿意的答複，所以大家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
文中提到的那些聽課教授，像吳宓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學的外籍教授鋼和泰，皆是一有機會亦必趕來聽講。故陳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譽。
吳宓回憶說：“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由俞大維君介見，以琢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述說至為說切。其曆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吳宓者，更多不勝記也。”又據吳宓的日記記載：“陳（寅恪）群中西學問，皆甚淵博。又識力精到，議論透徹，宓傾佩之極。古人‘聞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信非虛語。”
無論空間如何擴展，真正的學問永遠是無價之寶。陳寅恪在國際學術界有著很高的聲望。他曾是英國劍橋大學特聘的第一位華藉漢學講座教授。抗戰勝利後，他應英牛津大學之聘，前去主講東方學與漢學，歐洲各國漢學家雲集牛津，以親聆陳講學為快。但據當時有人記述：“歐美許多大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數幾個人外，能聽得懂陳先生講演者實寥寥無幾。”因為“陳的講演廣征博引，隻語言這一關，那些一般的專家就闖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