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創新，超越前人
創新就意味著要突前人的束縛。舊的東西是一張網，把我們困在裏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畏縮不前，就會被網所縛。隻有突破了這張網，才得以見到另一種別樣的天地。前人的成就是我們起步的基石，但有時候，前人的東西也會成為束縛我們思想的那張“網”。此時，隻有勇於創新者突破了它，新的東西就會注入我們的生命。
在清華，創新是人所共識的。清華人中，先輩名流不知有多少，但後起文秀卻不畏權威，敢於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見解，這也許正是清華和緊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吧。
張蔭麟，就是敢於創新並敢於向前人發出質疑的一個人。
1923年秋，北京清華學校剛開學不久的一個晚上，在當時就已有“北京學術巨擘”之稱的梁任公（啟超）先生的《中國文化史》的講演班上。梁先生未曾開講以前，先從懷裏掏出一張紙頭，向堂下的聽講者問道：“哪位是張蔭麟群？”應聲站起來的是一位剛滿17周歲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剛進校的新生（相當於初中二年級程度），也就是本文所要向讀者著重介紹的張蔭麟。
張蔭麟，自號素癡，廣東東莞人，1905年生。1923年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插讀三年級。1929年隨留美預備部最後一級——1929級畢業，赴美後入斯坦福尼亞大學習西洋哲學和社會學。1933年夏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即應聘為清華哲學係教授，兼授哲學、曆史兩係課程。
張蔭麟此時入校剛1～2個月，但以各種方式——寫信或公開發表文章向梁大師問難卻非止一次了。當年9月的《學衡》雜誌第21期上，發表了他的《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就是針對梁任公《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納》一書而發的。梁任公在書中考證說，“老聃與孩子並不是一個時期的人”，前者大約在後者出生後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書並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認為老聃的活動時間應在孟子之後。張蔭麟認為“其言信否誠吾國哲學史上一問題”，因“不揣鄙陋，僅述管見。……”稍後，他又寫信給梁大師，就梁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係列講演中的一個隊表中的多處紕漏和疑點一一提出質疑。梁複書謂：該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該日本人又采自歐人某書，並未著明出處。梁任公在信中承認，“……其中訛舛蓋不免也”。於是張蔭麟又窮追不舍，經過核查，撰發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一“明清之際耶酥會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校補》一文，他這一次次非凡的表現，備受梁大師的注意和讚賞。當任公先生最初讀到張蔭麟的文章時，還以為是哪位大學教授或專門學者之作。後來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剛剛入學的、連大學門還沒進過的自己班上的學生時，不由歎曰：“此天才也！”他這次未曾講課先把張蔭麟叫起來，就是為了認識燕當眾褒揚這位天才學生，並順便回答他的問題的。
早年的清華文學院，有四位被稱為“才子”的人：張蔭麟、夏鼎、錢鍾書和吳晗。而無論是從資曆上還是從當時的學術成就上看，張蔭麟都應坐頭把交椅。還在入清華前，他就具備了相當深厚的國學根基。入學當年，即寫文章向梁任公先生問難（已見上節），後即“一發而不可收”。從這時起，到他畢業離校赴美為止，他先後又發表多篇“辯難”性的文章。
在美留學期間（1931年5月），當他讀到剛出版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卷後，立刻寫出長篇書評《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卷》寄國內連載發表。所指出的問題，後來馮友蘭先生在同一刊物上為文答複說：“適之先生去年3月接到我的《哲學史講義》後，即寫了一封長信，討論老子年代問題。我因雜事很多，未及寫回信。僅於去年夏適之先生到北平時略辯了幾句。現在素癡先生（！）在美國看了我的《哲學史》講義，不遠萬裏，寫了一個書評，對於我的書，有許多指教。二位認為我的書有批評之價值，我很感謝。但二位先生的意見，我覺得還有可討論的……”馮先生的書出版後，曾請陳寅恪、金嶽霖二先生審查，二位先生在審查報告中都是基本上有褒無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