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戰亂
我出生在一個比較特別的家庭，我母親出身自書香門第，家境富裕。她認識我父親時，還是一位稚嫩的女學生，而我父親是一位性格熱烈、四處漂泊的軍人。我的外祖父不同意這樁婚事，於是，我的母親就與父親私奔異鄉。
這對小夫妻在異鄉結婚、生子，可是雙雙在一起踏實過日子的時間並不長。1937，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了，將這片土地與炮火、動蕩、死亡聯係在了一起。這場戰爭要到8年後才結束，但緊接著，已經滿目瘡痍的中國又開始了內戰。在十餘年中，戰爭是這個滄桑國度的關鍵詞。
我的母親與父親，注定了隻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隻能跟隨時代命運漂泊。我的父親是空軍，跟隨空軍到了很多地方。
當戰爭進行到第三年的時候，我的母親在廣西桂林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那個哇哇啼哭的嬰兒就是我。
從出生之日開始，我就在一個戰亂的環境中成長。我的家庭和當時其他中國家庭一樣，在戰爭中缺衣少食、顛沛流離。我出生在桂林的七星岩，又在貴州的獨山、成都和南京居住過，最後到了台灣定居。這些都在我童年時期發生，可以說，我是在一次次搬家和逃難中長大的。
我還記得，逃難時我們坐過火車、坐過船，也曾一家大小擠在小小的擺渡扁舟上。搬家如此頻繁，以至於我進入學齡後的兩年裏，光是小學大概就念了10個。正是因為如此，我很早就學會接受外界環境的變化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盡管當時年幼的我並不知曉，回頭來看，這些經曆對我未來漫長的生命已經埋下影響的種子。
但我的童年卻少有悲傷的記憶，可能是因為年幼的孩子記憶不深，而且我們的家庭相對穩定，父母都盡力保護我們。
1945年，我已經5歲時，抗戰勝利，生活好像安穩了一些。那時，我們全家住在貴州，家裏已有4個兄弟。父親在空軍基地當電台台長，我們的生活衣食不缺。好客的父母開始常常邀請親朋好友到家裏來一起打麻將、聊天、喝酒。父母對我們是完全放任。這樣一來，我從小就非常獨立。我家的孩子可以在外麵很晚回來，調皮搗蛋或是騎腳踏車摔得頭破血流，父母都不會責備我們，他們從不限製我們的行為，也從沒要求我們做功課、複習。
一個人的天性在幼年時往往就會顯露出來。當年的貴州全是原始林區，放眼滿山遍野、罕有人煙，我童年最愛的是整天在田野、山坡、池塘奔跑，我常覺得自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當然，這種生活充滿風險。我在荒郊野外被一隻鵝咬過，將自己燒傷過，甚至遭遇過撞車，但每次都幸運脫險。成長過程中的這些奇妙際遇，讓我慢慢養成喜歡冒險、凡事大膽嚐試的個性。
到我現在已經70多歲再回頭看，我在漫長人生中顯露出的輕鬆、恣意、無拘無束的個性，就與這幾年的田野生活有關。我相信與大自然接觸對一個人一生有重大的影響。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多的創意與辦法都是來自於那段與大自然親近的時光。我也相信，我成年後總是渴望並且不斷嚐試衝脫束縛，也未嚐不與我能從小就感受一種暢快奔跑的自由狀態有關。
在戰亂的年代，大時代的兒女所經曆的曆程，也許現在的人再也無法想象。我在南京念小學時，有一天，在文具行看到一盒水彩，售價是一塊金圓券。幾天後，等我拿著錢再回文具行看，這盒水彩已經變成3塊錢。我才6歲，就理解到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與可怕。
到了我8歲時，我們全家有一段時間暫住在上海我的姨媽家。我的母親出生富貴，我的姨媽當然非常有錢。她們住在巨大的別墅裏，房間富麗堂皇，門前停著汽車，屋外是寬大的花園。但是，當我們從別墅出門去玩耍時，時常就會看見被遺棄在水溝邊的嬰兒，那是無力養活孩子的父母們所丟下的。我接觸到了生命的脆弱，也體會到了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而這些經曆也讓我早熟、懂事很多。
接下來是再一次的搬家，搬到更遠，1949年，100多萬國民黨軍隊及家屬帶著不同的鄉音、記憶，以及難民的心態，渡海來到台灣，我的家庭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從上海出發，我們坐了三天三夜的船在台灣基隆港上岸。此後半個世紀，我們再也沒有回到大陸。
到了台灣，我的另一段生活開始了。
考試失敗
在台灣，我們住在政府為了安置軍隊而興建的眷村，由於它的房屋極其簡陋，是以茅草和竹子為主要材料，因此又被稱為“竹籬笆”。台風、大雨能讓房子東倒西歪、四處漏水。冬天則是寒風呼呼，睡覺時，我們家幾兄弟擠在一起，互相取暖。
眷村裏麵，沒什麼隱私，大人互相串門子，小孩則是一天到晚膩在一起玩耍。這些窮困、潦倒、顛沛流離但不乏歡樂的生活經曆，能夠幫助我們很快適應環境，並且甘之如飴。這樣的生活賦予了我們一種強大的生存能力，在我家幾兄弟未來幾十年的生活裏，不知道遇到多少挫折，但即便跌到穀底，最後我們也能自己站起來。
我的父親是位很嚴肅、很大男人主義的人，他從來不碰家務事，但他也非常正直、誠實。他喜歡打麻將，還教我們打，我們兄弟姐妹全都是他的牌搭子。
我母親是屬於那種很感性的女人，她經常鼓勵小孩，給小孩寫信。嚴厲的父親，感性的母親，給了我非常有趣也有點複雜的成長環境。
在這樣的環境裏，我漸漸成長，直到小學畢業時，我遇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52年，夏天，知了在樹枝上鳴叫，我一路走去參加小學升初中的考試。進入考場，我很快寫好答卷，第一個交卷。然後我又在知了聲中走路到植物園，買了一碗關東煮吃。過了中午我再回來繼續考下午的試題。我一點都不知道這次考試有多重要，父母也沒陪我去考場。
結果當然名落孫山。我遇上台灣實行第一屆初中聯考製度，而我在落榜後才明白，問題嚴重到這場考試居然是一考定終生的考試。如果落榜，我隻能成為一個什麼學校都不要的“差孩子”。我這個12歲的小孩子那時候才感覺到害怕，於是便獨自一個人摸著找路，到當時仍然偏遠的台灣樹林、文山等允許獨立招生的學校去報考，希望有轉機。但結果還是沒有考取。
最後，我進了農校，一所沒有人想念的學校。忽然間，我變成一個沒有人要的小孩，在家裏抬不起頭來。親戚朋友問我念什麼學校，家人都不好意思講。而當時那個12歲的孩子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好日子已經結束，接下來我的性格和自信將因此完全改變。
進入初中後，有些老師的體罰、責罵傷到了我的自尊，所以我非常不喜歡讀書。
因為在很差的中學沒有升學壓力，我看很多小說，寫文章投稿，參加演講比賽，還天天打球。最重要的是，我還有很多時間到教堂去聽道理、看人家做彌撒，從而成為有宗教信仰的人。這些對我而言，都是很寶貴的經曆，這一點我到40歲以後看得更加清楚。但在當時，這些事情不能改變我在社會中的命運走向—或者說，它們在很久以後才能支撐起我的生活。
接著是更為糟糕的狀況，我初中畢業了，根本不可能考取高中，隻好念農校高中。好不容易念完高一，我的數學掛科，然後留級。父親聽說這個消息後暴怒，覺得這是奇恥大辱。
在這種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轉考軍校。當時的軍人社會地位很低，待遇也很差，好像看不到未來。
我後來看到研究眷村文化的文章說，眷村子弟在台灣以“外省人”的心態在那一片小天地封閉地生活著，到了20世紀70年代，他們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龍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學；一部分人成績不好，選擇了軍旅生涯；還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
而我的變化，事後看起來基本上沒有脫離這樣的軌跡。這也許就是所謂環境或命運的安排吧。而要到我長得更大一些，才有了可能掙脫命運的力量。
我17歲的那一年夏天，某一個清晨，天色一片漆黑，我和父親坐上三輪車，從眷村趕往火車站，準備坐第一班前往屏東的慢車，到屏東東港的空軍預備學校報到。
不到6點，火車站已擠滿了人，這時一下子進來了20多個人，全都是光頭，看起來有些凶惡，我問父親：“這些是什麼人？”父親回答：“他們是犯人。”我這才發現他們全都戴著手銬、腳鏈。父親繼續淡淡地說：“以後你還會看到很多這樣的人。”前方沒有鮮花與憧憬，這樣的畫麵，交織著對未來的恐懼和離家的複雜情緒，成為17歲的我對於離家的印象。
進入軍校後，我又遇到了問題。我的成績很差，大概排在全班倒數10名之內，對數學、微積分、物理更是一竅不通，而這些卻是我學習的專業—電子方麵的基礎科目。
勉強度日如年地混畢了業，1959年年底，19歲的我從空軍通訊電子學校畢業，被分派到桃園空軍基地雷達站，別的同齡人也許剛剛邁入大學的門檻，享受自己的花季，而我則要開始工作了。
報到那一天，寒風瑟瑟。空軍機場離海邊不遠，走進那黃沙滾滾的地方，我意識到自己必須長大了，從此要開始闖蕩人生，孤單又恐懼。
在軍隊中的頭5年，我一開始就是讓長官頭大的“天兵”，而且我對電子機械實在沒興趣。老兵教我，我學得慢又容易忘，搞得我緊張兮兮的，老兵也很無奈。我做著修雷達、修機器的工作，感覺好像是在熬日子。我好像一條沉船，待在泥沙淤積的河底，無法開口呼吸。我所有年輕的精力、希望都無處寄托。
“神父，我的發音對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空的時候，我就去教堂，向神父學習英語。學習語言這個愛好，讓我找到一點生活的樂趣。我向神父學，跟基地附近駐紮的美軍鍛煉口語。隻要是花在學習語言上的時間，再多我也不覺得累。
有時候我在想，人的興趣真能救他脫離苦海。
我小學時，功課不好，但作文卻不錯，老師很喜歡我的作文，常在全班同學麵前稱讚我。後來，雖然我考初中時考得亂七八糟，勉強念農校也念得很差，人生似乎一無是處，但唯一覺得自己還有那麼一點可取之處的，就是作文和演講。我每年都參加演講比賽，所有的冠軍都被我拿走了。
現在，這個安慰轉到了學習語言上。
我的兩個興趣，後來真的成為了支撐我人生的力量。
發生改變
1964年年初，我24歲，已經修了5年的雷達和機器。這一年，我參加了公費留學的考試，因為英文好，竟然考取了，可以以空軍中尉軍官身份到美國密西西比州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受訓。40多年前，能出國留學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接下來我的人生將發生難以置信的變化。
幾十年後，我看見阿裏巴巴的創始人兼總裁馬雲告訴大家，他從小功課很不好，數學隻考1分，但是英語特別好；他在英語上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與時間，後來正是憑借英文的優勢做起了對外貿易，才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
當然，我不是提倡大家都可以數學成績不好，而是想說，在很多成功的人身上，你都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寶貴的事實：興趣才是最重要的發展力量。
那一年，出國時，大家在台灣鬆山軍用機場為我送行，我穿著筆挺的空軍製服，父母、同事和親友十幾個人來送機。媽媽拉著我的手說：“我當初擔心你一輩子無所事事混日子。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我聽到這段話，眼眶都紅了。我登上了飛機，告別台灣和上一段人生。
在美國校園裏，受訓的同學是世界各國的科技軍官，我非常高興能與他們相處，但我仍然不喜歡電子通信。後來的情況說明，一個人會往哪個方向發展，真是擋也擋不住。
有一天，一起在美國受訓的台灣同事對我說：“我們一起去參加獅子會的活動吧，”他補充道，“有免費大餐哦。”為了這頓免費大餐，我欣然前往。誰知到了餐廳，才知道參與者必須上台講些話，全程用英文表達。
當時，我措手不及，硬著頭皮上台去，大膽發表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英文演講。我從會議現場的萬國旗，講到台灣人的奮鬥……沒有想到，我說完時，大家回報我熱烈的掌聲。事後，邀請單位寫信到台灣，讚揚我表現優異，空軍總部把信交給台灣的一家報紙發表，那是我第一次被媒體報道，真是興奮得不得了。
不久，又有第二次機會，當地扶輪社邀請我去演講，介紹台灣和中華文化。那天，我穿著筆挺的軍服，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們顯然很喜歡我的表達，演講結束，來賓全體起立鼓掌，熱情的掌聲持續很久，我感覺好像一場夢，站在雲端般輕飄飄、樂陶陶。
這兩次演講成功，讓我增長了自信心。不過，除了我內心的喜悅，事情看似沒有明顯變化。在美國一年後，我回到台灣，被分配到屏東基地的電子廠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環境，回到10多個人合住一大間的鐵皮屋，回到讓我完全沒有興趣的修理雷達的工作。
我的婚姻
回到台灣後，我的生活圈開闊了一些。1966年，我參加了一次在輔仁大學舉辦的大專同學夏令營活動。在這個夏令營上，我見到台灣大學藥學係大四的學生李百齡，一個美麗的女生。我看見這個女生後，就很想接近她、去了解她。
我也在李百齡心中留下了印象，在那次活動中，各組都要表演節目，很多年後李百齡回憶說：“黑幼龍當時是他們所在組的策劃和靈魂人物，他的表演有趣又精彩，那時候我就覺得：‘哇！這個人怎麼那麼了不起，會做這麼多我不會做的事情。’”
後來，我們相愛了。
我那時候隻是一個前途未卜的小中尉，一個月薪水隻有300塊，而且隻有軍校的學曆，無論積蓄、資產、社會地位都很寒酸。而李百齡卻是台灣最好大學的高才生，各方麵都很優秀。所以，起初她父母不太讚成我們的交往。可是我始終抱著希望。半年後，李百齡成為了我的太太。在那個年代，這種門戶懸殊的婚姻能成功，是很不容易的。這是我人生的幸運。
新婚的日子很甜蜜。但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我們結婚第一年就生下第一個小孩，第二年有了第二個。此後，我們深深感到貧窮帶來的困頓。
孩子都是我和百齡一手帶大的。孩子們小的時候，我們每天一大早把小孩送到托兒所，然後去上班，百齡當時在衛生署工作。回來的路上我會帶些菜回家，到家後我們中的一個人做飯，另一個就開始洗尿布。晚上小孩都睡了，我們就開始晾尿布、疊尿布，遇到下雨天還要用電熱箱烤尿布，常常弄到深夜。
有一天，孩子們生病了，額頭滾燙，我和百齡趕緊抱上他們去診所看病。當時，天空下著小雨，我們一路走到診所，途經一個典當點，把我們的首飾戒指、金鎖片都賣了，才能準備好足夠的診費。
由於經濟狀況如此之差，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我們隻能跟房東分租一個房間，4個人睡在一張大床上，角落擺一張書桌，我晚上便可以加班翻譯賺稿費。我們跟房東共享浴室，因為要洗太多尿布，房東常常抱怨，而我們則忍氣吞聲。
但即便是這樣困難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感到過特別沮喪或者氣餒。記得那時候，深夜我們洗完尿布，那時孩子們都睡了，然後就是我倆促膝交談的時光。我們天南海北地聊天，真是苦中作樂。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安之如飴地把日子過下去。
那時候，我哪裏知道，這樣的日子，其實就是我們對孩子們“慢養”故事的開始，在二三十年後，我們才知道命運為何如此安排。
除了工作與照顧家庭，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翻譯英文書籍，艱苦而熱烈地投入其中。
在我結婚3年後，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那一年，我考取了軍中的聯絡官，負責口譯跟筆譯工作，我很幸運地被指定負責給外賓作簡報。過去的苦悶日子終於結束。
40年前，英文能力強還是很稀罕的事，尤其是在高級官員間即席翻譯，更是相當榮耀。因此，還不到30歲，我就升為少校，常常在重要會議中擔任翻譯工作，有時候，我的左手邊坐著台灣的“空軍總司令”，右手邊坐著美軍的四星上將。跟著高級長官出差，更是常有的事。我見過很多將軍，也曾在蔣中正先生主持的軍事會議中做過翻譯。
過去我常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好像是一個逃避者，而從那時候開始，我逐漸地覺得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這種感覺很好。
1972年，台灣正處於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期，經濟快速增長，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裏，台灣會創造“台灣經濟奇跡”。我在軍中也感受到社會物質的增長，以及賺錢的壓力。這一年，我也處於變化的開始，我在這一年結束了長達13年的穩定生活，從軍中退伍。
那時我32歲，許多像我這樣從軍隊退伍的人，多半到電子公司工作。不過，我則有更多的選擇。由於在過去接觸過美國休斯飛機公司，並且一直通過書信保持聯絡，退伍後，休斯公司邀請我加盟。“如果加盟，我的月薪會是3萬元呢。”我告訴百齡她聽了也很高興，那時候，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大約是兩三千元。
對於家庭經濟情況改善的渴望將擇業問題變得非常簡單：我立刻加入了這家待遇優厚的外商企業。我是當時少數隻有軍校學曆，而能進入外商公司的人。再過了一年，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
我們一家人辛苦了這麼多年，我總算有辦法讓生活條件改善了。工作第二年，我們甚至還有了當時台灣人少有的汽車。我在休斯飛機公司的台灣代理商那兒上班，一年後休斯公司成立台灣辦事處，我順理成章當上了第一任經理，每天踏地毯去設在大飯店裏的辦事處工作。
但是，這份工作並不能讓我快樂。進入這家企業有點像是走回頭路，回到我不感興趣的電子技術領域，又要做業務，在享受高待遇的同時，我心裏真像是被針刺一樣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