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時時刻刻有機會把握理想，有時候會為了待遇向現實低頭。
那段工作期間，我也見識到外商公司的嚴苛與現實。為了搶業績、爭表現，部門間的競爭不擇手段，彼此惡鬥，人與人之間無法互相信任。
1976年，休斯公司提供出國工作的機會，讓我們全家人能到美國生活兩年。這是我第二次到美國生活一段時間，但這一次卻並不那麼稱心如意。當我到了美國總公司工作時，我發現在外商公司工作的台灣工程師技術優秀、工作認真，但幾乎在職業道路上都得不到提升，也沒有歸宿感。我失去了英文優勢，在公司裏顯得可有可無。
這份工作我做得很痛苦，以至於好幾次下定決心不幹。不過，我放不下高薪的誘惑與現在好不容易得來的穩定生活，就這樣掙紮了7年。
不知不覺，人到中年。
快樂的工作
1980年9月，天氣還餘有夏季的溫暖，秋季的雨水已經開始在台灣島內駐留。在這個普通的夏末，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光啟社社長丁鬆筠神父。我與他曾經合譯過一本書，彼此非常投緣。
“能邀請你來光啟社擔任副社長嗎？”丁鬆筠神父問我。
“我想一想。”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光啟社的工作情況之後，我這樣回答丁鬆筠神父。
對於傳播工作，我有很大的興趣，但也有巨大的疑慮。我對光啟社節目製作或業務招攬等作業都一無所知，這些新東西讓我感到陌生、害怕。光啟社的薪水不到我在外商公司的1/2。中年轉入陌生行業，這在當時的社會是有點不可思議的事情。
“40歲了，家裏有4個孩子，我要不要轉行呢？”我對此非常猶豫。接著我問自己：“如果我入行，到底有沒有能力做好呢？”
對這兩個問題，我思考了三個月，還是沒有答案。
三個月後的一天傍晚，我們全家到公園散步，然後圍在噴水池旁坐下，時有晚風吹過。
我請全家人發言，談談他們對我去光啟社的想法。讀幼兒園大班的小兒子也要說話—多年後我問他是否還記得當年噴水池旁的家庭會議，他回答：“記憶深刻。”很奇怪，那次家庭會議的結果是，百齡與4個小孩全部讚成我加入光啟社。
於是，我下定決心，來到了光啟社，開始做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開始我從未經曆過的生活。
1981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和丁神父到台灣電視台拜訪節目部經理李聖文先生。
偶然間，他提起曾經看過介紹武器科技的影片，覺得很好看。我在軍中待了很多年，又在休斯飛機公司工作過，武器是我很熟悉的題目，我饒有興致地和他聊起武器，並且告訴他：“我收藏了很多這方麵的影片呢。”“如果影片資料夠豐富，不如圍繞武器介紹內容製作成節目？”李聖文先生提議說。
於是，我回到光啟社就開始著手規劃節目大綱、內容、主持人選，不久就推出了我們的節目《新武器大觀》，由我和沈春華一起搭檔主持。沈春華當時是輔仁大學四年級的學生，陪學姐來試鏡偶然入選，這是她主持的第一檔節目。後來，她留在電視行業，成為了台灣拿金鍾獎最多的節目主持人。
作為一個從小數學成績不好的孩子，我在節目中很少提及數字，不太談論飛彈長度多長、重量多重、射程多遠……而是更多提及人文的內涵。我也不會照本宣科念台詞，倒是常常引述曆史背景或對社會的影響，比如，戰爭對勝利者的懲罰比對戰敗者還要重，因為勝利者從此相信戰爭是解決之道，於是更加好武，帶給人民許多災難。
這個節目播出之後，非常受歡迎。台灣當時的電視節目大部分是連續劇與綜藝節目，《新武器大觀》這種類型的節目還是首創，很多知識分子都在收看。隨著節目一炮而紅，我也突然變成了大家都認識的公眾人物。連我遇到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時，他也告訴我，他的兒子是我的鐵杆觀眾。
節目持續做了兩年，不斷有人來請我演講，特別是大學。
我後來還創意出了幾個在全台灣反響非常好的節目。我有幸經曆了光啟社的全盛時期，光啟社成為了台灣少見的節目製作中心。林福地導演跟我們合作的《舊情綿綿》、《星星知我心》等戲劇節目，在當時很轟動，另外還有兒童節目《妙博士》等也很受歡迎。那時候，很多明星到光啟社的錄影棚來製作節目，像張小燕、恬妞等人，也常常到光啟社來做客。崔苔菁到光啟社來最喜歡到處叫“丁神父、丁神父”，院長神父聽到了直搖頭。
當然，我在光啟社也遇到過很多困難，諸如有過一段不被人接受的時期，也有過業務被人嘲笑的經曆，我們做《新武器大觀》收入也不高。但回憶起來，這是我人生當中一段美好的時光。我一路走來，經曆了人生這麼多的顛簸與曲折，直到此時，我才了解了“自我實現”的定義：一個人做的工作能夠發揮自己的興趣、專長與價值觀。
後來，光啟社換了一個社長，他的專業能力很強，但是管理模式采用中央集權，我這副社長幾乎沒事做。我不願意浪費人生、白拿薪水，於是就離開了。
再入學校
1982年，我43歲，離開了光啟社，暫時沒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未來會從事何種職業。但是和以往任何一次麵臨這種情況一樣—我的沮喪與失落，總會更快被某種興致勃勃的勁頭所代替。這種勁頭，來自於我的血液，來自於童年的田野，來自於青少年時的作文課本，來自於我的家庭，來自我心中。
43歲也許是一些人退休的年齡，我的勁頭卻從我的體內躥出來，躍躍欲試地給了我一個選擇：出國讀書。而我欣然接受。
我在40歲之後，開始能偶爾越過眼前的現實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我能感受到自己人生的輪廓，就像山巒一樣有起有伏。我開始看到過去那些坎坷而雜亂無章的軌跡，在遠觀時呈現出一種節律，這是人生的起伏變化。逐漸地，我心裏開始減少對生存的焦慮與緊迫感，轉而感受到一種歲月與心智所帶來的舒緩感受。
在這種舒緩中，我能看到當年那個在12歲暑假滑出人生正軌的小孩，他心中有一個遺憾—沒能有真正的校園生活。他一直有個夢想，希望再回到校園，徜徉於綠色草地間，和師長討論學問。
在經過了30年後的不惑之年裏，我決定讓那個小孩不再遺憾，我決定再一次回到課堂讀書。
在丁神父的推薦下，我進入美國羅耀拉大學攻讀傳播教育碩士，成了班級裏最老的學生，而且還帶著4個小孩。
進入學校後，在年輕的同學們中，我的壓力是明顯的。但是，很快，校園的樂趣減輕了這種壓力。
我貪婪地埋頭學習。我跟教授、同學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我更確定自己的水平不僅不比他們差，甚至有些地方更好。
“你的成績是多少？”一天，教育學考試結束後，我的美國同學問我。
“我是A，你呢？”我回答。
“我是B。”我的同學非常不好意思地說。
“這門考試全是論述題，要用英文寫出這麼多深刻的論點，你是外國人，卻考得比我們還要好。”我的同學輕聲地說。
我笑了笑。
我曾被“分數論”打敗，以為自己是個處處不如人的孩子，即便成年後工作上有所作為，心裏還是對學習成績有很大的遺憾。但從那一刻開始，分數對我再也不重要了。所有過去因為讀書不好而備受打擊的自信，在那時候完全恢複了。
9月的一天，一個晴朗的午後，我像許多美國學生一樣，悠閑地在草地上曬太陽、看書。遠方走過來一個穿著比基尼的年輕女學生，緊接著，我發現她的對麵，一位罩著黑袍、全身裹得密不透風的修女正與她相望而行。當她們相遇時，她們停下來，互相擁抱、聊天，再繼續往各自的方向前進。
我深感驚訝：兩個那麼不同的人，能尊重對方的觀念、行為。修女既沒有認為這個學生太暴露、隨便，學生也不覺得修女太陳腐、守舊。
開闊視野、拋卻簡單的是非觀……這些都是我中年回到校園後超越成績以外的收獲。
1984年，我在美國念完傳播學的碩士，回到台灣。
此時，我還未能與合適我的工作相遇。在此之前，我要經曆兩份工作，第一份是擔任宏碁公司副總經理，負責拓展國際業務；第二份是競選台灣的“立法委員”，可惜落選。它們用去了我兩年的時間。
在我真正找到我希望從事的職業之前，一切都像是鋪墊，非常漫長，但我不得不同意那是恰到好處的鋪墊。
初識卡內基訓練
1985年，美國洛杉磯，寒冷的冬天過去了一半，而春日未至。時為下午，我與百齡待在室內，從窗戶外透進零星的陽光，百齡坐在沙發上閱讀報紙，我則在看書。
突然，她對我喊起來：“你看，這是你一直想做的。”一邊說，她一邊抖動著手裏的報紙。
“是什麼？我看看。”我說著，接過報紙。在這份《世界日報》裏，有一篇文章敘述了底特律卡內基訓練推動的情況。它介紹說，當地的三大汽車公司都采用卡內基訓練作為訓練經理人才的課程，而且由於它的人性化而顯得非常有效。
看完後，我也覺得很激動，好像被魔棒敲到一樣，頓時冒出火花。
這種看到報道就對一種工作“一見鍾情”的情況，我猜測在別的家庭非常少見，但百齡卻“天真”地提了出來。她好像還蠻了解自己的老伴。而我也立刻接受了。
幾天後，我們已經從電話簿上找到洛杉磯卡內基訓練的聯係方式，並通過那裏得到一位紐約總部叫做奧利弗·克羅姆（Oliver Crom）的聯係人的電話號碼。我打了過去。
“我是台灣來的，我們對你們的卡內基訓練感興趣，想把它引進到台灣。”電話接通以後，我對他說。
“這不行，我們不是加盟店，不賣執照。”他生硬地回答說。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對台灣那邊好多做法都不認同。”他說道，口氣冷淡得我仿佛能看見電話那頭的他在搖頭。
“哪些事情？”我問。
“你們常常侵犯著作權，對版權、商標都不太尊重。”他回答，然後很快掛斷了電話。
這次對話讓我覺得有些失意和沮喪。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幾天後第二次給他打電話，內容還是關於上次的問題。
電話那頭卻傳來一個親切的聲音，與上次的冷淡相比，這讓人驚訝。
我乘機問道：“我來拜會你好不好？”
“可以，歡迎你來，我們在紐約長島。”那個熱情的聲音回答。
掛了電話，我和百齡訂了最便宜的“紅眼”航班機票，幾天後，我們登上飛機，到達紐約長島。長島有很多海邊別墅以及長島葡萄酒，但我們不知道它是否能夠產出希望。
卡內基訓練機構總部並不起眼，它已經在此地至少矗立了50年，當年卡內基先生就在此講課。但我無意欣賞這些，而是很快來到了奧利弗·克羅姆的辦公室—直到此時，我才知道他就是卡內基訓練機構的總裁。
我們的會麵大概20分鍾，在這場簡短的談話中，他告訴我，他們已經進行了背景調查，了解到台灣剛剛通過著作權法，所以，台灣設立加盟區變得可以被考慮—這正是他第二次在電話中對我熱情的原因。同時，他也告訴我，對於我的要求，他們需要更多的考慮。
當時，我坐在會議室裏，看著窗外紐約的天空飄著雪花，我想，我從那麼遠的地方，坐著紅眼航班飛到陌生的紐約，就為了追逐一個毫不清晰的目標。我不知道以後我會做什麼，前方的路就如同被雪覆蓋的長島街頭一樣白茫茫。此情此景，到現在我還記得。
冬季很快過去，第二個冬季也很快到來了。時間來到1987年年初，我當時在宏碁公司擔任副總經理。我繼續與美國卡內基訓練機構聯絡，但仍然沒有任何具體的答複。記得當時我的挫折感相當明顯。
直到那一年，在一個普通的上午，我的電話響了。我接起電話，對方是卡內基訓練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在越洋電話的那頭對我說：“我們征信工作完成了，你在台灣很有知名度，是一個備受尊敬的人。現在，請你和我們委托的律師聯絡，辦理卡內基訓練在台灣的商標申請、登記注冊。”
兩年多的攀爬突然之間有了效果。我目瞪口呆，幾乎忘記了欣喜。
再識卡內基訓練
接下來的事情並非那麼順利。相反，我陷入了新的天人交戰中。新的職業明顯是份冒險，首先，卡內基訓練剛剛公布了新的規定，經營者必須投入全部時間，不能兼職；其次，卡內基訓練要求加盟者赴美受訓一年，所有費用自行承擔。
1986年，我46歲，是一家大企業的副總經理，這家企業前程無量；是一個有著4個孩子的家長，他們需要安穩的成長環境；是一個擁有穩定與美滿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而且我很享受這樣的家庭生活。事情非常明顯：這不是一般人創業的年齡，而是享受幾十年奮鬥果實的階段。
一邊是夢寐以求的機會，另一邊則是穩定無憂的生活，中間是我的無數設問：我真的要完全打亂這一切，帶著全家人一起冒險，從頭開始嗎？如果創業失敗，年近半百的人還能做什麼？
是的，社會有一種被稱為“主流”的看法，它告訴我們，要上好大學，要買房、結婚，獲得金錢、地位、成功……
我也曾經非常在意這些標準，但是，現在我已經47歲了，我至少可以放棄外部的標準進行判斷。我從一個被放棄、失去自尊的學生，到軍中過13年的苦日子，再到半途改行去光啟社奮鬥，每一個辛酸的腳步，不都是為了做自己所愛的事情嗎？
每次作重大決策的時候，奇怪的是，那個童年在貴州山區整天奔跑玩耍的小孩子就會出現在我身邊，他推動我去欣賞那些生命中值得欣賞的東西：奔跑、大自然或者心中的願望。最為重大的決策，往往並非憑借理性的判斷，而是依靠信念以及直覺，而這兩者恰恰都是我不缺乏的。最後，我決定辭職去做卡內基訓練，投身夢想之中。
事後來看，無論是兒時的寫作、在海外演講、於軍中當聯絡官，還是進入光啟社，每一次將自己放置於人文與創意交界的地方，我總是能讓生活發生驚人的改變。我認為我們不僅需要創意出各種切實有效的方法，而且還需要將其與人文的關懷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一種友好“界麵”，來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這些情況，當時的我並不知曉，但它再一次發生了。這是一次巨大的爆發，好似我過去生命中所有坎坷與快樂的彙總。
決定已下，我接下來麵對兩個顯而易見的現實難題：第一，當時台灣的經濟環境相對封閉，實施外彙管製，如果未來的公司要將權利金彙到美國，除非得到台灣投資審議會批準，成為合法的技術合作案，否則無法進行，但是當局比較希望能引進高科技產業，教育訓練機構被核準無先例可循；第二，台灣人會花令他們感到驚訝的兩萬元高價來接受這種訓練嗎？
對於第一個，也是最難的問題，我找到了台灣投資審議會的名單，決定與每個人溝通。“經濟部次長”、“外彙局副局長”、“經建會副處長”……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立即認同，也有的反應冷淡。我抱著不管機會多渺茫，我能做的盡量去做的想法，勉力而行。
1987年4月，初春時，台北道路兩旁的泡桐樹開花了，紫色、白色，在路旁蔓延開。這個月的一天，我也拿到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投審會核準了我們的要求。
1987年，在繁花盛開的春天，我辭去宏碁公司副總經理的職務，收拾行李，帶著全家遷往美國聖地亞哥，接受卡內基訓練一年的訓練。
最初我參加的訓練是卡內基基礎訓練課程，在課堂上，我和其他同學—他們普遍比我歲數小很多—一次次地用卡內基的方式練習一些簡單而有效的原則，比如“常常微笑”、“不要批評”，直到它們成為自己的習慣。
當基礎訓練快結束時，我接到通知到紐約總公司去見習。在這裏，等著我的有一個寫著我名字“John Hei”的接機牌和機場外一輛加長型禮車，車裏麵掛著像聖誕樹一樣一閃一閃的小燈，以及卡內基夫人為我們準備的晚宴。
接著，我開始擔任助教，直到獲得了卡內基訓練的講師資格。我慶幸我在近50歲還有足夠充沛的學習能力與精力，讓我有能力開始全新的事情。
1987年10月，我的訓練完成，取得了講師資格，通過長達一年的一步步的努力，我獲得了全部的創業資格。然後，我從美國啟程，飛回台灣。
我記得剛抵達台灣時，我並沒有創業的萬般興奮，反而有一種不知從何開始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好像一個人在巴士站下了車以後，車站的人都走光了，孤單單一個人在站牌下想著，到底該換哪一班車、要到哪裏去。
47歲創業
百齡先我一個月從美國回了台灣，她做了件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租了辦公場地。我向自己的弟弟、妹妹借了300萬元用作創業資金。
於是，我的台灣創業之路從裝修開始。我們有一個月時間，睡在正在裝修的房間地板上。一個吹氣床墊、幾張最便宜的桌椅，就是我們全部家具，真是難以形容當時的窘境。
我和百齡討論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授課教材，用中文還是英文的？”百齡問我。
“我想過了，英文的，因為外商公司的預算比較多，有能力購買這個訓練課程，而且，訓練內容那麼多，翻譯成中文可是浩大的工程呢。”我回答。
“好的，既然如此，我們一次多訂購些教材，可以節省運費。”百齡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