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決定用英文教材，我一次向總部訂購了很多。
1987年10月下旬，我們的教材已經到達台灣海關，再過幾天報關手續結束，我們就可以拿到教材。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開始開班授課，我們對此很期待。
那一年的10月令很多台灣人難忘，因為琳恩台風來襲，伴隨著大雨，台北地區出現嚴重水患。我們很擔心教材的情況，這時候，報關行打來電話：“黑先生，對不起，鬆山被大水淹了，你們所有的教材，通通泡湯了。”
台風毀壞了教材，這簡直是晴天霹靂。但是，我沒有時間去沮喪，就像是本能反應一樣，我馬上著手另起爐灶。
再訂購教材曠日費時，我開始把教材翻譯成中文。那段時間，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做這件事情，如果有人前來拜訪，也許會看見我正像個瘋子一樣，一邊演練英文教學，將其中所涉及的動作和練習用中文讀出來，並且調整為台灣慣用的例子，一邊把教材修改為中文。我的大兒子也來幫我，有些教材內容是由我口述，他幫忙整理為中文的。
這套教材改好後，卡內基訓練開始上課。沒想到，中文授課讓卡內基訓練在台灣很快就被接受。這種訓練包含著情緒、感受、自信的互動，而母語總是比第二語言更能打入人的內心深處。
1987年的夏天，台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當時的蔣經國“總統”發布命令，宣告台灣解除國民黨赴台後實行了38年的戒嚴，開放組黨。這次解嚴前後最大的差別是民主產生，報禁、黨禁都被打開。
台灣在1982~1987年期間，經曆了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這期間，出口金額與出口增長率排“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增長率排第二。到了1987年，這種增長已趨頂峰但同時呈現頹勢，呈現了空前的“繁榮”。
總的來說，這時候的台灣，處於思想空前開放與一片經濟繁榮之中。舉目望去，到處是大興土木的工地、大量已經創造財富的中產階級、初試遊行結社的人群。這時候最容易孕育像“美國夢”一樣的“台灣夢”，以及渴求尋找自我、求得突破的人。
正因為如此，在台灣卡內基訓練的開幕酒會之後，一些媒體對卡內基訓練產生了興趣，全台灣對卡內基訓練展開了廣泛的報道，卡內基訓練立刻廣受注目，一夕之間家喻戶曉。
我在光啟社期間累積出來的知名度，絕對有正麵的幫助。有了知名度，大眾比較能信服。其實台灣有很多類似的企管訓練，但是，社會大眾對卡內基訓練的印象不一樣，我想，我的知名度是很大的影響因素。
在開辦卡內基訓練之初，我們原本擔心報名費太貴，沒有人來上，可其實報名爆滿。
報名那一天，在卡內基訓練的教室外，我對麵前黑壓壓的人群說：“各位，第一班已經額滿，還沒報名的必須上第二班。”話一說完，好幾個人趕快衝出去：“第二班有沒有我的名字？”叫喊聲此起彼落。有人要等上半年才可以報上名。
我記得初期的卡內基訓練學員裏有許多優秀人才，例如輔大生物係主任陳擎霞、輔大法學院院長戴台馨博士、台大電機係教授張凡人博士，還有寫了好幾本市場營銷廣告方麵的專家陳偉航、廣告奇才葉兩傳……
節目主持人陳凱倫在他從低潮往上爬的階段參加了卡內基訓練。訓練之後，一次他在主持一個晚會節目時，歌手文章對他說：“陳凱倫，你好像變了，變得很有自信。”陳凱倫就當著大家的麵說：“這是卡內基訓練帶來的改變。”
並非所有的學員都是為了獲得向上爬的力量才來卡內基訓練。營銷專家陳偉航在別人眼中已經是位成功人士，他和他的太太來參加了第二期的卡內基訓練班。當時我是老師，我還記得他的太太畢業發表感言時說了一句話：“如果我現在再結婚，我還是會選擇我現在的先生。”陳偉航坐在後麵感動得掉淚，即刻上前熱情地擁抱太太。他後來也在自己的《是的，我要成功》這本書中提到卡內基訓練對他的影響。
這些反饋令我非常開心。開辦卡內基訓練後，我看到非常多熱情的、想從各個方麵改變自己生活，讓自己更加成功，也更加幸福的學員。這本身對我就是一種鼓勵。
我突然想起我在一年前作決定的那段難熬的時期，我意識到，當我們用心靈決定自己的行為，美好的人和事物就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在自己身邊。幸虧我在47歲、多數人認為應該“世故”、“成熟”的年齡，聽從了我心靈的召喚，選擇了卡內基訓練。
站穩腳跟
1987年，《台灣時報》的一位記者打電話給我，要來采訪我，我同意了。於是，她專門從台南趕來對我進行了采訪。采訪結束後，她告訴我，自己因為聽過卡內基訓練推介會，對這個訓練所傳遞的思想非常認同，所以，她剛剛進入《台灣時報》，就向領導爭取了這次對我的采訪機會，作為自己記者生涯的第一篇報道。
我們越聊越投機，最後我問眼前這位24歲的女記者道：“你願意到卡內基訓練機構工作嗎？”
“我很願意。”這位叫黃德芳的女孩子回答。她的眼神中閃出年輕人的認真與機靈。
於是，我們機構又多了一名員工，她是我們的第5位員工。
在創業的前幾年，我們的員工基本都是像黃德芳這樣，出於對卡內基訓練的認可而加入團隊的，這種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上的默契，無形中極大地增加了我們團隊的戰鬥力。
“我要開始訓練卡內基講師，你可要準備學習了。”一天下課後，我回到辦公室對黃德芳說。“是嗎？”她顯得很驚訝。
“我知道創始人卡內基先生一直是自己授課，堅持了25年，這以後才開始訓練講師。”她解釋說。
黃德芳的疑惑隻是我遇到的一種情況。當我給朋友和學生表達了要訓練講師的想法後，短短幾天裏，很多人勸過我：“現在的學生都是慕你的名而來，你不教可能會流失很多學生。”也有人說，講師的要求太高，可能一時難以訓練出來。但是，我仍然認為，我們是一個學習與分享的組織，我也信任年輕人們的學習能力。
站在辦公室裏，我簡單地回答黃德芳：“是的，但我相信你們能成為好的講師。”黃德芳那天異常高興。
黃德芳大概在學習了一年後，正式成為了卡內基訓練講師。她甚至在一年半以後，就給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鋼）的高層主管講課了，這些主管對她的授課內容都很滿意。
之後的一兩年裏，卡內基訓練在台灣的發展之快出乎我的想象，而正是因為我訓練了講師，才能跟上這樣的發展。
當時，我們的學生越來越多，除了外商公司、個人，逐漸還有很多台灣機構成為我們的客戶。台灣自從有了“國家品質獎”以後，每個獲贈“國家品質獎”的企業公司，都曾支持很多人來接受卡內基訓練。比如得州儀器公司、中鋼、摩托羅拉，他們的主管都成為卡內基訓練的學員。從這樣一個側麵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台灣經濟發展是多麼蓬勃。
我當時不停地上課，每個星期至少有三四個晚上在授課。我不停地訓練講師，也不停地對外宣傳卡內基訓練。《中國時報》還找我寫“人際溝通”的專欄。卡內基訓練在台灣頓時變得很熱門，甚至有學員遠從高雄、花蓮來上課。
“我們要不要擴展到台北之外辦班呢？”1988年夏天，百齡、幾位同事以及我一起商量。
“現在光是台北的課就多得教不完。”有同事說。
“是這樣不錯，可是，還有更多人的家庭生活、工作發展需要卡內基訓練幫忙。”我沉吟道。最後我們一致認為，我們有責任到其他地區開班。
接下來，我開始在台中等地開辦卡內基訓練班。很多時候，我教完台中或新竹的課，開車回到家已經半夜2點了，但是我一點兒都不覺得累。在無形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下，我們幾乎在全台灣各個角落都開過課。在全盛時期，從大都會的台北、桃園、中壢、新竹、高雄、台中，到純樸的苗栗、彰化、雲林、台南、善化，還有世外桃源的屏東、台東、花蓮，卡內基訓練幾乎在全台灣都開過班。
3年以後，1991年，這是台灣卡內基訓練揚眉吐氣的一年。從那年開始，我們贏得了全球150個加盟區的第一名。到現在，這個榮譽還是屬於我們的。無論是卡內基訓練總部、各國朋友，還是我們自己，都對這個成績非常驚喜：誰也沒想到，台灣這麼小的地方，會拿下世界第一。
課程創新
1990年的夏天，我沿著台北的街頭走向辦公室，一路上的樹枝繁葉茂，透出勃勃生機。進入辦公室後，我看見走廊上一位太太在看布告欄，我走上前去：“你對這個訓練感興趣嗎？”
“是的。”這位太太回答，她接著說，“不過，我們都已經定型了，為什麼你不幫小孩訓練？”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我一直在想這件事，她說的可能有一些道理。
1988年，我到菲律賓參加卡內基訓練亞太大會，印度尼西亞地區的負責人告訴我，他們用卡內基訓練的方法帶領青少年活動，反應很好。
我覺得，卡內基訓練是我可以貢獻社會的方法，青少年可塑性高，在他們成長的階段就培養出溝通能力，擁有自信、抗壓能力和熱忱，為自己建立人生目標，這對他們以後的發展會有相當大的幫助。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為社會培養更多棟梁。
到了秋天的時候，這件事便不止於理想了，我已經思考了方方麵麵，包括講師如何調撥、課程如何設置等現實問題，然後就下了決心，試試開辦青少年教育。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美國總部時，他們隻是冷淡地回答我：“你可以試辦一兩次看看。”他們對這類課程沒有信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們沒有專門針對青少年的教材以及授課內容，也不知道青少年是否會來參加這樣的訓練。
我們第一期青少年訓練班的學員，大多數是參加過卡內基訓練成人班的學員的孩子。中國人的父母跟別的國家的父母不一樣，他們願意為小孩做任何好的事，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如果是在美國，青少年班很難辦得起來，因為美國人認為孩子上了中學就應該打工，自己存學費上大學。
這個決定使得我們在台灣的發展，有了一個新的方向。每年暑假，我們在全台灣各地開辦青少年和大專班。現在，大概一年有一兩千名中學生、大學生來上課。這些人占了整個卡內基訓練人數的1/4。
美國的卡內基訓練95%都是企業派訓或企業內訓。但是在台灣，我們招收不到這麼多的企業級學員。我們有60%的學員是自費，40%的學員是公司付費上課。這自費的60%裏，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班的學員。
1998年某月，卡內基訓練辦公室裏，我請了幾位學員來“演戲”：他們兩兩一對開始出演犯錯的員工和他的主管之間的事。
一位學員手裏拿著一頁白紙，上麵寫著一個叫“林先生”的人會遇到的事情：你是員工林先生，你遲到了，因為你送生病的女兒到醫院。你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加薪了，而且常常加班……
他對麵，一位學員也拿到了“邵老板”的劇本，情況恰恰相反：你麵對一位員工林先生，他總是遲到，總是抱怨沒有加薪，很影響團隊氛圍……
接下來，“林先生”與“邵老板”開始對話。毫無意外的是，兩者間的對話充滿了火藥氣味，他們大部分互相指責，但其中有一對學員中的“邵老板”選擇了傾聽“林先生”說明情況。
等一陣喧鬧過後，我請他們停下，互相交換故事腳本看看，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啊，原來誤會就是這樣子造成的。他們才知道，原來自己隻是了解事實的一部分。
這個演練是在為我將要推出新的領導課程作準備。
卡內基訓練認為，任何訓練要想真正改變人的行為，一定要采用“隔周訓練”的方式，而且需要相當長的受訓時間。如果課程太密集、時間太短，根本沒有時間和機會多多練習，也就無法產生新的行為，更無法養成習慣。
但是，在台灣，一些正在台灣市場全力打拚的企業主管們，常常要麵對很多突發的出差、會議，以至於為期三個月的定期課程讓他們望而卻步。還有一些，上了幾課後也不得不半途而廢。
於是，我便想到設計為期兩天的密集課程。為了保證效果，我在現場安排了許多現場參與和角色演練，來達到加深印象的效果。
於是，一套隻有兩天的密集訓練教材就被我設計出來了。這套課程時間短，再忙的人也抽得出時間來上課，而且，由於采用了角色演練的方法，同學們加深了卡內基訓練內容的印象，彌補了時間的不足。
當時美國總公司沒有這樣的訓練方式，也還沒有授權允許各加盟區修改課程內容。不過，當我把修訂的教材課程翻譯成英文，送到美國審查，還是得到了批準。
此後，台灣卡內基訓練推出了兩天密集課程，這成為打開卡內基訓練和公司主管們互相接觸的大門。無數的“林先生”和“邵老板”都覺得效果不錯。
充滿感恩
1996年，時間很快就來到我加盟卡內基訓練的第10個年頭，這一年，我57歲。我帶著台灣卡內基訓練的全部同事去美國參加全球卡內基訓練一年一度的年會。這一次的年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Tucson）召開。作為第一名，我應邀在會上發表英文演講。我還記得，當年我的演講內容是這樣的：
“卡內基訓練在台灣發展的時間剛滿10年，這個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這的確是事實，有幾個原因：第一，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個工作，我們不是拿到世界各加盟區的第一名嗎？第二，這是我做得最不累的一個工作，因為無論是授課、企劃還是演講，每一件事我都很感興趣。第三，這是我做過的最有價值的工作，通過這份工作，我可以幫助這麼多人和公司不斷成長。
“我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個10年，不過我一定會帶著很大的期望過下半輩子。”
說到這裏，我哽咽了。許多人來跟我擁抱，也有人以為我得了癌症，在演講中感慨生命苦短。其實，如果他們了解我這一生闖過多少關卡、付出多少代價，才有現在這成果，那他們就一定能體會到我內心的激動了。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了，台灣經濟受到的影響在“亞洲四小龍”中是最小的，但也難以避免地出現了經濟滑坡，一些企業陷入低穀。不過，這時候我們的卡內基訓練課程的銷量並沒有大幅滑坡。
我從小喜歡寫作。在開辦卡內基訓練後，這個愛好與我的工作得以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1998年，我寫的個人傳記《破局而出》出版了。在其中，我回憶了自己是如何從一位自卑的青年，經曆了坎坷與努力，找到了自信，成為了台灣卡內基訓練的推廣者的過程。
這本書剛出版不久，有一次在一位“立法委員”的競選講台上，我遇到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他輕聲地跟我說，他最近在看我的這本書。當時我的感覺是，連馬英九也愛看能幫助我們從低潮、挫折中站起來的書。還有一次在機場遇到一位先生。他告訴我說，他在飛機上一口氣把我寫的這本書看完了，而且還要買100本送給朋友和同事。
在台灣，我們和學員一起度過亞洲金融危機；接著就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伊拉克戰爭，兩岸關係停滯不前，醜聞、貪汙層出不窮，但我們都沒有放棄對未來的期望。我還會和他們一起經曆更多。
2000年的一天，我和我們的一位企業客戶聊天，他問我：“你們能去大陸開辦訓練課程嗎？我們在那裏的業務團隊越來越大，希望接受你們的訓練。”
這個建議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TCL、飛利浦、康柏（2001年被惠普公司收購）等企業早就要求我們去大陸開辦訓練課程。
於是，2001年，我在上海開始了在大陸的第一次卡內基訓練。這時候，我的大兒子黑立言已經加入到台灣卡內基訓練的事業中來，後來有部分大陸卡內基訓練的開拓工作，就是他在進行。他做得不錯。今天，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的公司都可以請我們去提升它們的生產力。
特別是，大陸獨生子女一代的青少年，也可以在卡內基訓練中學習溝通及人際關係了。
現今，山東、江蘇、浙江與上海地區都由我負責。他們稱呼我為“中文卡內基訓練之父”，其實，這真的是很多人努力的結果。
2006年，《天下雜誌》的《影響200》特刊報道了200位在過去400年中，對台灣最有貢獻的人，其中大概隻有一半的人還活著，而且隻有20多人出身企業界。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人，主要是卡內基訓練之故。
2012年2月，上海，我在這裏舉行為期兩天的卡內基經理人訓練課。課程一結束，我就直接從上海卡內基訓練辦公室趕赴機場，返回台灣。隨行的一位記者朋友問我：“黑老師，你看起來好有活力，你站了兩天，也不停地說了兩天，可還是興致勃勃，一點都不像70歲的人。”
聽到別人這麼說，我有點沾沾自喜。不過，這應該歸功於我對生命有極大的熱忱，相信自己可以帶給周遭的人更多正麵的影響。所以，不管是全台灣巡回訓練許多企業的中高級主管，還是去各地演講、參加會議，我的心裏總有把永遠不熄的火，就算因為舟車勞頓覺得疲倦，隻要一輪到我上台講話，我總是神采奕奕，好像吃了大力丸。
我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事業也有交棒的人選，卻仍不在意旅途辛苦，到處帶訓練和演講，物質的所得已經是次要的考慮了，最主要的是我有強烈的熱忱，想帶給別人正麵的溝通力與領導力。
現在，我73歲，盡管我還四處講課，但台灣卡內基訓練的工作，已經由我的兒子黑立言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