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1852年2月，《與魁聯》的信中解釋說：我在公寓內設立了審案局，十天之內已處斬了五個人。世風不厚之後，人們各自都懷有不安分的心思，他們希望天下大亂而去作惡為害，稍微對他們寬大仁慈些，他們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搶劫，將官府君子視同無物。不拿嚴厲的刑法處治他們，那麼，壞人就會紛紛而起，釀成大禍就無法收拾了。因此，哪怕隻能起一丁點的作用，也要用殘酷的措施來挽回這敗壞已久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裏喜歡大開殺戒，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的，不這樣就無法鏟除強暴，從而安撫我們軟弱的人民。這一點，我與您的施政方針，恐怕比較吻合吧!
曾國藩在為官方麵，恪守的卻是“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他常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加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的，而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住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從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以適應不同的情況。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典型人物”。無疑，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但也正是這些基因，才使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個不朽”人物之一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關於曾國藩處世態度由酷峻變柔順有一個重要的過程。這個過程即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這可以從他殺李金暢事件看出。然自1858年再起，則大變矣。關於這一過程，歐陽兆熊有如下的記載：
……先是文正(曾國藩)與胡文忠(胡林翼)書，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宇，屬恪靖為書纂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嚐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做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挽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紕糠塵垢”數語，蓋文正嚐言以禹墨為體，以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也。
為什麼曾國藩要變得“巽順”了呢?有人認為，羅汝懷勸勉最有影響。當曾氏請假在家時，羅汝懷曾寄信給他，其書略雲：
“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左者，何者?天下為平實堅仆之人可以幹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禺之櫛風沐雨，手胼無胝，故能船炮堅利，壁壘堅固。即烘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涉論在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複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谘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斯不錫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嚐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也，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共然也，故折漕自我，撥漕自我，捐資舞稅皆欲自我，而不複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客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嚐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別人之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