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唐代卓越的散文家、詩人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裏寫道：“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悅、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凡）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意思是說，古代書法家往往把自己的情感，特別是把那些消極的情緒，用書法來疏導排解，以保持心理健康。這種“疏導”情緒的辦法固然有效，但它多少有些消極被動，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適應方法，消極的“自我防衛”。
心理學的實驗證實，消極的自我防衛，會使生命力大量地消耗在逃避威脅的上麵，因而所剩餘的精力，就往往難以用在“創造性的適應”上。而正常的心理適應卻應當是，不僅能夠消極被動地適應環境，而且可以積極主動地改造環境，進行創造性的適應。
消極被動式的心理適應，可以叫做“順應”。中國有句俗話說“逆來順受”；基督教宣揚耶穌在被別人打了左邊的臉部時，不僅不反抗，反而送上右邊臉部，以示耶穌的“寬容大量”的氣度；還有被印度人民尊稱為“聖雄”的甘地，曾提出“非暴力抵抗”口號等等，這些看來都可以算做是消極被動形式的心理適應。為了更好地保持心理健康，在心理上適應周圍社會環境，需要采用一些更富有積極主動意義的辦法。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方法，就是提高鬥誌，培養奮發向上的誌向。
心理健康專家D·B·克萊因在1944年出版了《心理衛生》專著。他在這本書裏，把心理衛生的意義解釋為提高士氣、促進士氣的“士氣”。他說：士氣是一種經常保持獨立自主的態度，有了士氣，人們就能樂觀地、勇敢地、有效地去麵對各種困難與危機。士氣的對立麵就是失望、憂鬱和畏縮。這種士氣，在學校可稱之為“校風”；在軍隊裏則可稱之為“鬥誌”。這也可以說明心理健康學的意義，主要在於積極地引導人們保持心理健康，增強鬥誌，而不是消極地防範或治療心理疾病。
由士氣所產生的激發行為力量，往往比由紀律所產生的約束行為力量更加穩定、持久。工業心理學的實驗證實，生產效率和士氣的關係非常大。工作條件和管理方式對生產效率並不起直接的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看來對提高生產效率不是直接相關的“中間媒介”的士氣。在集體勞動中，士氣就是“風氣”、“道義”，道義感比起金錢物質刺激的力量要大得多和持久得多。
西方工業心理學家，曾經不止一次地用“問卷回答法”，列出各種重要的工作誘因等級，讓青年工人回答，結果“酬金”一項都不是首位，而“同事友誼”卻總是居首位。有些青年工人表示，寧願同自己喜歡的同事一起工作，或者寧願在“誌同道合”的友好氣氛中工作，即使降低薪金也不在乎。從這裏可以看出，集體的士氣就是自發的凝聚力。有了這種“凝聚力”，能使集體一致合作，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共同努力。因此，可以說集體的士氣又是集體的精神、集體的意識。
士氣，實際上也就是“信念”。有了信念，就會排除萬難，無往而不勝。1921年，法國人維克多·格林尼亞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有人描述他怎樣由一個紈絝子弟變為卓越科學家的曆程時指出，由於他年輕時遭受別人的羞辱和譏諷後，幡然悔悟，立誌要摘掉生活奢侈的、不務正業的、沒有出息的“二流子”帽子，在悔恨和羞愧中奮發圖強，曆時八年便成了著名的化學家，不久後又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我國建國以來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第一位理學博士，四十二歲的張築生，談起他的往事時說：“上小學時，我的作文常名列前茅，可是算術成績卻很糟糕，有一次珠算還不及格。當我走進補考的教室時，臉燒得象熟透的柿子，從那以後，我發憤而起……”
“發憤而起”，就是昂揚的鬥誌、奮發向上的誌向，也就是推動人們前進的動力。由此可以得出一條規律性的結論：士氣高的標誌就是麵對困境而不屈不撓；而提高士氣的重要因素，就在於展望美好的未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誌在四方”、“願相會中華騰飛世界時”——有了這樣一些崇高的、奮發向上的誌向，就能激勵我們有所前進、有所發明、有所創造。說上麵這三句話的是青少年時代的周恩來，周總理光輝戰鬥的一生，也的的確確地是實現了他為“中華之崛起”和“中華騰飛世界”的崇高誌向。
也許有人會說，昂揚的鬥誌、奮發向上的誌向，不一定是人人都能有的。其實，高尚遠大的誌向，隻不過是屬於高層次的個體需要，而“需要”，則是人人都會有的本性、天性。在現實生活中，一般地說，每個人都有“我並不比你差”的心理需要。這種心理需要經過有意識的培養、提高，就可能升華為奮發向上的誌向。古語說：“人患無誌！”隻要我們樹立了奮發向上的誌向、信念；在心理上設立一個積極的、富有吸引力的、優越的奮鬥目標，從而點燃起心頭上的希望之火，就會保持健康的心理，也就會成為能對社會、對民族有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