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牆壁已經毀壞，又早就想拆掉，也就別無選擇了。在荷勃的幫助下，施耐德和兒子當即動手幹了起來。經過大半宿的忙碌，一堵牆就折騰沒了，期盼已久的陽光終於灑滿臥室……無論做什麼事情，自信不可或缺，但最關鍵的還是行動。人一旦把帽子扔到牆那邊，就會打消一切疑慮，從而全力以赴地攀牆而過。
道路和人一樣
沙倫的丈夫蘭迪曾經告訴她：道路和人一樣也有個性，這取決於在特定的時期你如何看待它們，感知它們。蘭迪是一名運動員，體魄健壯，意誌堅強。他擔任中學的籃球教練，熱愛自己的球隊，潛心訓練它們。
他還是一位馬拉鬆運動員，能一口氣跑數公裏而不感到疲倦。在25年的執教生涯中他極少生病，但是後來他突然患上了癌症。
於是，沙倫和他開始了為期4年的奔波：他們行駛於家與斯坦福大學醫療中心之間，為了給蘭迪做診斷、化療、緊急救護。
去醫院必須經過一些讓人不堪忍受的路麵——150公裏，2個小時。沙倫的憎惡之情與日俱增，她尤其憎惡那段擁擠不堪的瓶頸式的雙車道。
蘭迪從來沒有抱怨過，可他的健康狀況每日愈下。沙倫別無選擇，隻能經過這條道，可是她對它深惡痛絕。所以，當丈夫被注射嗎啡睡在車上時，她緊咬牙關，死死握著方向盤，肺都快氣炸了。
有一次，他們趕赴一個約會時被堵在了道上，確信蘭迪已經睡著了，沙倫低聲嘟噥道：“我恨這條該死的路。”
“隻有六公裏。”他說。她轉過身去。他的眼睛卻是閉著的。“你說什麼？”沙倫問道。“這段路隻有六公裏長。”他的聲音很平靜，好像對學生一樣循循善誘，“沒什麼大不了的。在這六公裏路程裏你可以做任何事。”
沙倫看了一下計程表。他說得很對，六公裏整。沙倫卻一直相信它有足有30公裏。
突然覺得車開起來輕鬆多了。六公裏是可行的、易接受的。這是他們晚上步行到海邊往返的距離；是他經常背著孩子攀登的那條山路長度的一半；是到他們和孩子們玩傳球遊戲的那個公園的4倍距離；是他在大瑟爾國際馬拉鬆賽上跑過的42公裏中的一小段。
六公裏真的沒什麼，尤其是在他隻有幾個月的彌留時間的時候，牢騷和憤怒真是不明智的事，所以，她停止了抱怨。
在去醫院的路上，大多數時間他的眼睛是閉著的，她的眼睛卻是睜開著的。她開始真正用眼睛去看：綠色的田野有時在太陽下閃光，有時卻消隱在濃霧之中。道路兩旁擺放著成筐成筐的草莓和玫瑰。
破舊的小屋倒映在布滿水藻、蒼翠蔥鬱的池塘裏。一匹不再能自由馳騁的老白馬羨慕地注視著大道上的汽車飛馳而去。
這些景色一直在那兒，隻不過以前沙倫從未注意。蘭迪教會了她如何去欣賞它們。失去一個最愛的人能讓人心碎，卻往往也能讓人眼睛開啟。
現在當這條路擁擠不堪、漫長而難行時，沙倫會在心裏將它分解成小段。她會把它切割成若幹個六公裏的路段。
你可以把任何比較大的目標都分割成容易完成的小目標，這樣，你就容易感覺到“沿途”驚喜多多，風光無限。
我們還會來的
一群人穿著鮮豔的登山服，在皚皚積雪的安第斯山間艱難地行進著。很少見到這樣大規模的探險隊伍，原來這是南美洲委內瑞拉的盲人們，希望實現登山的夢想，正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攀登。
這真是一次悲壯之旅，完全以生命為代價，走出每一步路，度過每一分鍾，任何人看到這個畫麵，都不由得肅然起敬。
因為，他們活了一輩子，這座對他們來講充滿神聖意義的安第斯山，從來沒有去接觸，去實地感受過，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於是，就有了這次行程。盲人們每三個人結成一組，一個仍殘存些許視力的盲人走在前麵，兩個全盲在後邊，他們三人通過手裏握著的長木棒，聯結成為一個整體，通過腳和手，實地在感覺這座大山。
安第斯山脈平均海拔為3000米，最高峰為海拔7000米，對正常的登山運動員來說，也是一次體能的極限考驗。雖然有很多誌願者做後援，即使在可以使用驢子馱物的山路上，盲人們也是步履維艱，行進緩慢。那麼，他們要想攀上最高峰，該是比登天還要難的事情了。